民間投資是民間融資的內容，那麼現在民間投資為什麼難於啟動?相關的問題是什麼?解決對策有哪些?
根據全國31個省市人均GDP和非公有制經濟所僱用的人數佔就業人口的比例來看，非公有制經濟僱用的人數越高，地區經濟就越發達，其所僱用的人數比例每增加1個百分點，人均GDP可以增加1640元。
投資擴張主要來源
在國有資本與外商投資既定的條件下，民間投資將成為社會投資擴張的最大變數。2001年與1996年相比，國有經濟投資佔全社會總投資的比重從52.5%下降到47.3%，同期民間投資即集體、個體與其他投資(包括股份制經濟、外資與港澳臺等)的比重已經由47.5%上升到了52.7%。如果剔除外資份額，國內民營經濟的投資比重則由35.72%上升到44.6%，表明包括外資在內的整個民間投資已經在全社會接近佔有了半壁江山。預計在國有經濟投資比重將繼續下降的大格局下，2003年民間投資將成為社會投資增長主要來源。
社會投資有力引擎
從近年來國民經濟增長的影響因素來看，固定資產投資增長對GDP增長的貢獻率最大，而在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的過程中，又是民間投資增長對社會投資增長的拉動力最大。據國家統計局統計，1980年至2000年，中國民間投資年均增長23%，高出國有投資增速6個百分點。1996年-2001年，在全社會投資增長速度起伏變動中，國有經濟的投資增長呈現逐年下降的趨勢，而同期民間投資則呈現不斷攀升的態勢。2001 年，全社會投資增長13%，國有經濟投資增長6.7%，而民營經濟中的個體經濟投資增長15.3%，股份制投資增長39.4%，在整個民間投資中增長最快(股份制經濟在迅猛增長的其他經濟中佔有63.6%的主要份額)。
產業增長重要力量
改革以來，民營經濟經歷了一個從不合法到合法、從異己力量到補充地位、再到重要組成部分的過程。目前，民營經濟已經在國民經濟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2000年，民營投資(不包括外資份額)已經佔全社會投資的41%，其中高科技投資的19%，基礎產業的 13.5%，傳統制造業的21%，建築業的43%，房地產的55%，批零貿易與餐飲業領域等服務貿易業的36%。同期，民營經濟產出已經佔到了基礎工業增加值的28%，高科技增加值的32%，一般製造業的45%。可以說，民營經濟已經在一般競爭性領域的眾多部門取得了較為明顯的競爭優勢。從“十五”期間來看，在保持國有經濟在關鍵性領域占主導地位的前提下，促進民營經濟在一般競爭性領域全面進軍，不僅必要，而且具備現實可能性。
社會穩定基本要素
由於民營經濟投資主要投向勞動密集型產業，單位投資吸納的勞動力明顯高於國有企業，民營資本已經成為創造就業崗位的主要投資主體。1995年-1999年國有單位、城鎮集體和鄉鎮企業從業人員年均減少672萬個、359萬個和40萬個就業機會，而同期個體企業、私營企業、股份及外資等小企業增加407萬個、267萬個和1156萬個就業機會。
根據全國31個省市人均GDP和非公有制經濟所僱用的人數佔就業人口的比例來看，兩者的相關係數為0.9074，非公有制經濟僱用的人數越高，地區經濟就越發達，其所僱用的人數比例每增加1個百分點，人均GDP可以增加1640元。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民間企業在彌補就業的缺口的投資方面已經完全居於主導地位。
若干不足
從民營經濟投資佈局的整體來看，在一部分產業領域民營經濟進入深度明顯偏高，無論是投資比重還是產出比重均顯示了一定的競爭優勢，有些領域甚至進入過度，出現了嚴重的生產過剩局面。但是，在另外一些產業領域，民營經濟投資進入的深度則明顯偏低，無論是投資比重還是產出比重均顯示了短缺與不足。目前民營經濟在基礎產業與基礎設施、金融保險業、科教文衛等社會服務業領域的投資進入很少，呈現嚴重的投資結構不均衡的狀況。由於上述領域存在各種行政壟斷障礙，一直是民營經濟投資涉足最少、限制最多，進入最為艱難、最難以擴張的產業領域，因而也是發展民營經濟最為不足的領域。
其次是由於種種原因，民營經濟投資具有較明顯的地域特徵。東部的民營投資、外商投資相對較高，國有投資相對較低;而西部的國有投資比重較高，民營投資與外商投資比重則相對較低。中部地區則呈現出中間狀態。這種地區之間不同所有制經濟投資佈局的非均衡發展，進一步加大了地區之間經濟發展的差距。特別是整個社會投資增長的重心越來越向民間資本傾斜的情況之下，這種投資增長帶來的經濟後果將更為明顯。
此外，中國目前中小企業約有3980萬戶，佔企業總數的98%，創造了幾乎一半的.國民生產總值;在中小企業中，民營企業所佔比重至少有95%。如果充分發揮這些中小企業的投資積極性與創造性，中國投資增長的空間還非常之大。然而，目前各級政府往往對少數大企業給予了種種優惠政策與傾斜政策，而對廣大中小企業的支援政策與優惠政策則不
予落實或落實不夠，造成“點高面低”的投資政策效應。最明顯的結果就是相當一批民間中小企業做到一定階段，就不再做大，不再擴大投資，增人增裝置，民間企業基本上仍維持“微型化”、“短期化”的投資型別，難以形成規模效益，造成單個企業吸納就業的能力較弱。
政策思路
要讓民營經濟平等進入投資市場，就應當制定統一規範的市場準入辦法。未來可以對民營經濟、國有經濟與外資經濟進入同一競爭性領域的門檻標準化、統一化。當然，為了保障投資進入的質量，可以採取穩妥的、逐漸降低進入門檻的辦法來嚴格把握各類投資主體的投資資格。
由於民營經濟投資已形成了不同的發展層次與發展水平。從一定意義上來講，中國大企業決定著國家核心競爭能力與發展能力，而中小企業則關係著社會的穩定能力與生存能力。因此，在推進民間企業投資增長的過程中，應當實施“抓大扶小”、“抓大促小”的政策，充分調動眾多民間企業投資的積極性與創造性。一方面，著力壯大民營經濟大企業、大集團的戰略投資實力。另一方面，要認真落實《中小企業促進法》，千方百計地扶植中小企業投資主體，健全中小企業投資服務體系。
目前，東部地區的民間投資的體制與政策環境要明顯優於中西部地區。大量案例表明，從擴大投資的角度來看，如果企業的投資負擔太重，以致於擠壓了利潤空間，企業就沒有能力擴大再生產，增加投資需求。當東部地區民營經濟出現國際化、集團化、證券化的投資新趨向時，一些中西部地區的民營企業卻仍然停留在“五小工業”層面，用簡陋的裝置、落後的技術工藝進行低水平的資源開發。因此，透過中西部地區民營經濟投資發展的總體差距，我們更應當看到中西部地區在促進民間投資增長的體制與政策環境的緊迫性、必要性和艱鉅性。在國家繼續增大對中西部地區投資補助、減免稅、貼息貸款等優惠支援以外，應當在欠發達地區大力推廣東部地區完善民營經濟投資增長環境的成功經驗。
啟動民間投資意義重大
一段時間以來，上至有關決策部門，下至經濟學界，紛紛討論總結積極財政政策實施的情況以及是否需要繼續推行這一政策的必要性。基本的看法認為，幾年來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收到了明顯的效果，促進了需求，帶動了經濟增長。從目前來看，這一政策的“效應”仍在慢慢釋放，還將繼續拉動經濟。因而，相當一部分人主張應再接再厲推行該政策。
不過，也有論者以為，推行積極財政政策對民間投資的刺激、啟動不是很有力，這是令人擔憂的，也是值得認真反思的。
經濟發展所需要的資金來源，一般包括幾種型別，如政府直接投資，引進外資，企業生產再投入資金，民間投資等等。從近年來的實際情況去分析，引進外資與企業自投資金的情況較為穩定，儘管增幅有所變化，但沒有大起大落，投資的快速增長主要應靠政府直接投資和加大民間投資來實現。再進一步分析，由於政府投資受財政收入所限，即使“積極”，也不可能過分擴張，因而，投資的真正潛力還在民間。
事實上，政府的直接投資很重要的意義在於它的示範性。其作用在於傳遞一個訊號，在於由政府投資帶頭，而號召民間資本跟進，用“四兩撥千斤”的手段啟用資本市場。遺憾的是，雖然政府投資了幾千億，民間投資的動靜並不大，基本上仍維持“微型化”、“短期化”的投資型別。總之，政府投資在唱獨角戲，“四兩” 撥動的僅僅是“八兩半斤”。
民間投資為什麼難於啟動?這其中可能有“技術”方面的原因，比如沒有成立開放式基金，使民間閒散資金缺少順暢的投資渠道等等。但更主要的原因，恐怕還在政策方面、法律方面，屬於體制上的問題。誰都清楚，投資者首先關心的是投資的安全性，然後才考慮合理的回報。然而恰恰在大家最關心的問題上，偏偏讓人不放心。人們還記得多年來各地屢屢發生的產權風波，有些產權很清晰的、法學專家和工商管理部門都認定的私人企業，甚至上一任政府都發檔案承認的民營企業，但就憑後任的政府領導輕飄飄一句話，就把民間投資劃成了國有資產。這類典型的案子，有些拖了很長時間仍不能妥善解決，其負面影響相當大。事實上，不少地方正是由於對產權問題處理不當，或是由於地方政府政策變卦，將民間投資者弄得進退的事接二連三地發生，如此，民間投資者哪個還敢輕舉妄動?
記得九屆全國人大討論憲法修正案時，曾有不少代表提出將“私人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內容寫進去，後未果。無論出於什麼原因，這終究使法律保障不那麼完美有力，給民間投資者留下了一個觀望、狐疑的理由。 經濟發展變化的速度相當快，客觀環境變了，相應的政策法規必須跟著變。按照“三個代表”的學說，按著積極財政的政策指向，我們的確需要進一步調整策略，切實保護私人財產，給民間資本以更多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