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增長迅速，在80年代裡國民生產總值翻了一番多，進入90年代年增長率達10%以上；與此同時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大大提高了，市場繁榮、購買力旺盛便是明證。但是國民經濟的支柱——國有工業卻出現了經濟效益連年下降的現象，企業虧損面達1/3左右，每年對虧損企業的補貼高達500億元以上。何以會出現這種經濟高速增長與國有工業經濟效益連年下降的反差現象呢?研究其中的規律將有助於改革的深化。
其實，這種反差現象的產生，在我國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實現經濟結構調整的過程中有其必然性。準確地說，國有工業的效益並不是下降，而是發生了轉移，不然就不會有國民經濟的高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工業效益的轉移主要是向原材料和基礎產業、向第三產業，以及向個人分配三個方面轉移，而且這種轉移可能要持續到我國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才會穩定。
首先是效益向原材料和基礎產業轉移，包括能源、交通和基礎設施部門，這一趨勢在80年代後期變得更為明顯了。以上海為例，國有工業可比產品在80年代末因原料材料價格上漲多支出約80多億元，而產品調價增加的收入約70多億，即有10億多元利潤（約佔總利潤10.4%）轉移出去了。此外，連同能源交通提價、徵收能源交通基金、基礎設施使用收費等，估計國有工業15～20%的利潤轉移到原材料和基礎產業部門。這一轉移的結果促進了原材料工業和基礎設施的較快發展。
其次是向第三產業轉移，尤其是轉向金融保險、房地產業和中介服務部門。仍以上海國有工業為例，80年代中期每年支付銀行的利息不足1億元，到90年代則達20億元以上。此外，廣告宣傳、土地有償使用、房地產增值提價、教育附加費提高、對文化事業的資助等等都使企業效益轉向第三產業，估計這部分轉移佔利潤總額30%以上。這一轉移的結果顯然有利於第三產業的發展。去年，上海第三產業佔國民經濟比重已達38%，而十年前為25%左右。
第三是向個人分配轉移。由於過去長期實行低工資制，改革以來進行了分配制度的改革，使80年代平均工資的增長率高於勞動生產率的增長。此外，為調動人的積極性，區域性實行了工效掛鉤，如經營者按承包利潤提成，推銷員按銷售額提成，設計員按設計費提成等等，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分配向個人傾斜。效益向個人分配轉移的結果促進了消費結構的變化，從而引導工業結構和產品結構的調整，並使產品附加值有所提高。而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也為所有制結構的調整創造了條件，如民營經濟、股份制的發展等。
回顧50年代和60年代，工業經濟效益較高的原因恰恰與當前發生的轉移相反，那時為了迅速實現工業化，通過計劃經濟的手段把效益集中到工業領域：原材料、農產品、能源交通的價格都壓得很低；基礎設施、土地、資金的使用成本很低，甚至不收費；職工的工資也很低；從而保證國有工業有較高效益，使工業得以迅速發展起來。然而，經過30年後，基礎產業的瓶頸、第三產業的衰退、消費結構單一、消費水平不高日益成為經濟迅速發展的制約因素。因此，當我們向市場經濟過渡，要調整經濟結構時，市場這一無形的手就必然會調整利益分配格局，並通過利益結構的`調整促進經濟結構的合理化，進而促進經濟的高速增長。所以說，上述國有工業效益的轉移是我國經濟進行市場化改革和結構調整的必然趨勢。
然而問題在於我國原來建立的國有企業是一個小社會，它承擔了大量的社會責任和社會負擔，職工對企業的依附性較強，無論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均依賴於某個具體企業。在各方效益向國有工業集中時，企業能夠承擔，甚至引以為優越性。但當效益向其他方面轉移時，企業並未能將其過渡的社會責任和負擔轉給社會。因此越是老企業困難也就越大。此外，由於政府對國有企業干預過多，產權也不明確，企業對消化效益轉移的積極性也不高。這種狀況顯然給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和轉移企業經營機制帶來了困難。
為解決上述問題，促進國有企業經營機制的轉換，一是要從巨集觀調控上把握工業效益轉移的度的界限，有效制止政府部門和社會對企業的攤派；二是加速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包括建立醫療、待業、養老保險制度和推進住房商品化的改革等；三是要切實轉變政府管理經濟的職能，把主要精力放到降低經濟的不確定性和組織社會服務上，不再介入企業經營和風險，讓企業輕裝上陣，自主經營，在競爭中優勝劣汰。只有這樣才有可能實現國有企業經營機制的轉換和建立現代企業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