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抑鬱者們而言，生活到底有多可怕呢?我們應該怎麼樣才能很好地幫助他們?下面是小編推薦給大家的抑鬱者們的樹洞，希望能帶給大家幫助。
樹洞的祕密
每一刻，樹洞中都會迎來嶄新的痛苦。也有人在治癒後離開這個樹洞。離開前，有人說“我要好好活著，祝好”。
這些無處安放的低語像蒲公英一樣，從天南海北出發，穿過嚴密而厚實的歡聲笑語，輕飄飄地聚集在這個虛擬的樹洞裡。
這裡被稱作這群人的“精神花園”“虛擬的抑鬱症治療室”。大家對博主生前留下那句“我踏上的每條路的名字都叫做迷路”，深有同感。
這群迷路的人觸碰在一起，相互溫暖，也相互摩擦，保持著若有似無的聯絡。
“全世界的燈都熄滅了”
江涵突然無法正常工作了。她來回變換著名詞和動詞，就是寫不出一個完整的句子。她開始乾嘔，大口地喘氣，一切像回到了6年前那個“咯噔”一下的時刻。“就像全世界的燈突然間全都熄滅了。”那時是她第一次患上抑鬱症。
樹洞的另一個角落，這些變化也發生在九年級學生戴勝身上。在一次跟父親“再平常不過的爭執”後，回到房間時她突然完全無法站立，下半身像癱瘓了一樣，口齒也不清楚，最後爬著上了床。
她開始吃不下飯，體重在幾周之內從120斤跌到了90斤。她的記憶力變得越來越差，以前一首詩讀一兩遍就能背誦，現在看了十幾分鍾也背不下來，全班60人，她的成績從17名下降到32名。房間裡所有的玻璃製品都被她摔碎了，她光著腳在地上走來走去，碎片扎進腳裡，覺得“很爽”。
她對情感的感覺和表達日漸麻木，大多時候對任何事物都“毫無感覺”，卻可能因為買草莓冰激凌，別人給了原味的冰激凌這樣的芝麻小事，世界末日般情緒爆發。
被禁錮的人生
許多抑鬱症患者覺得，自己是屬於黑暗的。入夜後的每一個小時裡，這個樹洞都會湧現無數新的悲傷。儘管對於他們來說，黑夜與白晝的界限其實並不分明，很多時候，他們都被裹挾在混沌的痛苦中，“感覺一切都是黑暗”。
戴勝整夜整夜地失眠。去年7天的國慶長假裡，她睡著的時間總共不超過5個小時。在醫生的診室裡，她說自己想睡個覺，說完賴在那哭了半個小時。
在四川讀大學的何凝也整夜難以入眠。睡不著的時候，她一遍遍地數著頭頂簾布上的長頸鹿圖案，急得用手在小腿上抓出一道道的紅印子。通常一天只能睡著兩三個小時。她在朋友圈裡說，現在只要能睡著，少活幾十年都願意。
何凝曾經看過一張圖片，上面畫著一個人的後腦勺是兩孔的插頭，但是枕頭卻是三孔的插座，那個人絕望地坐在床上看著枕頭。“你感覺什麼都錯了。”
為了入睡，何凝嘗試過各種方法：吃安眠藥、在樓梯上來回走想把自己弄累，有一次甚至喝了一整箱啤酒。喝醉的她原本以為馬上就要暈倒，結果一躺下又清醒了。
患病之前，何凝特別喜歡看電影，但是患病之後，她的注意力完全沒辦法集中，覺得電影“還沒有自己的人生有趣”。在坐滿同學的教室裡，她經常會無緣無故地哭出來，她對聲音異常敏感，周圍人的說話聲都像是“變成了碎片要把人割碎一樣”。
所有的東西都變得好慢，她感覺自己有無窮無盡的能量，但是不知道怎麼消耗，經常在床上一坐就是一整天，臉上的淚痕幾乎沒有幹過，隨時都在跟自己說“你要完蛋了”。
樹洞中經常有人留下這樣的問題：為什麼是我得了抑鬱症，不是別人?為什麼是我要承受這樣的痛苦?
沒生病時，他們都曾用力地追求著夢想。江涵就讀於國內一所知名大學，是校舞蹈團的骨幹。戴勝寫了一手好字，畫畫得了很多獎。何凝的夢想是當一名記者。
但是因為患病，這些人不得不在自己最美好的年華按下了暫停鍵。有的時候，這個按鍵再也沒能彈起。
何凝孤獨得像“避雷針”一樣，走在天橋上，有跳下去的想法，她在樹洞中寫：“生活太難了。”而自殺未遂5次的戴勝寫的是：“活著就是噁心。”
這些語言上的共同點引起了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計算網路心理實驗室的研究人員朱廷劭的關注。他給自己的系統起名“心理地圖”。而這個集中了“抑鬱”“痛苦”“死亡”等關鍵詞的微博賬號，是地圖上一塊重要的領地。長久以來，他在密密的叢林後面，靜悄悄地觀察著這個樹洞。
他在發表的一篇論文中指出，不同自殺可能性的使用者在微博行為和語言表達上存在差異。“高自殺可能性使用者與其他使用者相比社交活躍度低，夜間更活躍，關注別人更少，使用更多表達否定、死亡的詞語，使用更少指向未來的詞語。”
根據朱廷劭的調查結果，樹洞中的使用者平均年齡為21歲，教育程度主要集中在高中、大專和大學。“這一階段的年輕人，常常面對愛情失敗、工作不順、家庭生活矛盾等等一系列的問題，這些內容在評論中均有體現。”
江涵就曾踩在這樣的生死線上。一次，她父母接到了學校打來的電話，被告知他們的女兒“可能已經不在了”。剛從死亡邊緣被拉回來的江涵與父母相處了痛苦的一週。她不說話，整天躺在床上。
父母對她這種表現很生氣，讓她看《弟子規》。他們覺得是女兒的品德出了問題。
可是就連江涵自己也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她只知道自己“變了”。
能愛，能工作。這是弗洛伊德對心理健康的定義。而對於抑鬱症患者來說，這兩種能力都決絕地陷入了停擺。
在他們眼裡，抑鬱的反義詞不是高興，而是活力。
“原來不是我錯了，是我病了”
如今，社會對抑鬱症一無所知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國家二級心理諮詢師、百度抑鬱症吧吧主齊衡弈第一次見到抑鬱症患者時，是在上個世紀末的北京大學第六醫院。當時滿大廳的病患大多已經失去意識或者行為能力，需要家屬抬著才能來就醫。那個時候，在大多數中國人的認知裡，抑鬱症還算不上是一種“病”，只有症狀嚴重到一定程度，才會送到醫院。
去年，當他再次踏入一家精神病專科醫院的抑鬱門診時，周遭的人都安安靜靜，神色正常。近20年來，他欣喜地發現，抑鬱症作為一種疾病在公眾的意識裡逐漸得到承認。
但是當這種疾病真正降臨在一個個具體而微的家庭時，家人的第一反應依然是徹底地否定。
第一次患病時，痛苦反覆波動了一年之後，江涵才開始意識到自己可能得了抑鬱症。2011年12月，她在翻看一項課程資料的時候，發現了一本書，上面描述的抑鬱症症狀跟自己極其相似。她痛哭了一中午，當即決定去醫院。
確診之後，江涵突然覺得無比輕鬆，她在醫院的衛生間大哭了一場。
她被告知，抑鬱症不是簡單的心情不好，而是一種心境的持續低落，通常症狀需要持續超過兩週以上才能夠被確診。
她還被告知，關於抑鬱症的發病原因，醫學界至今無法給出一個準確的解釋。
第六版《精神病學》對抑鬱症發病原因的敘述為：病因不明，病理不清。各種發病原因的假說多達6種以上，包括遺傳、內分泌變化、炎性反應等等。
所有困擾、蠶食自己的疑惑，終於在這一刻讓江涵有了答案：“原來不是我錯了，是我病了。”
江涵拿起電話激動地撥出了所有熟悉的號碼，她想告訴對方，自己所有令人恐懼的變化原來是因為生病。但電話那頭的迴應讓她重新墮入了黑暗。
“都是你自己作出來的。”父母說。幾乎身邊所有的朋友都覺得，她的“不開心”根本不是“病”。
戴勝的經歷也如此。有人說，“沒事的，生活很美好的啊”“抑鬱症是什麼，神經病嗎”“我就不明白了你有吃有喝的怎麼還抑鬱了”“沒事找事吧，想開點就行了”“你就是青春期而已”“很正常的失眠，過幾天就好了”“你不就是不想去學校唄，裝什麼裝”“哪有什麼抑鬱症，就是吃飽了撐的”。
這些話像錘子一樣敲打著她們本已脆弱的神經。
為了避免給彼此帶來猝不及防的傷害，戴勝已經主動刪除了QQ裡原有的200多個好友，還多次跟家人強調了什麼事一定會導致她精神崩潰，包括給打她電話、敲她房門以及問她崩潰時的感受。可家人還是照做不誤。
何凝被確診抑鬱後，父母跟她說的第一件事就是“不要告訴同學和老師”。她曾經為了自救看了很多抑鬱症方面的書，也買了很多給父母，哭著求他們也看看，但是那些書到現在還原封不動地放在書架上。
許多抑鬱症患者在承受病痛困擾的同時，還要經受這另一種折磨。而這種折磨，就來自最親密的家人和朋友。
北京回龍觀醫院精神科主任醫師李獻雲已經工作了26年，她清楚地感受到就醫人數的增加和社會認識的提高，但是“程度還不夠”。她極其不贊同“抑鬱症患者就是意志薄弱”這種說法。
“你沒走過他們走過的路，不會知道那有多坎坷，而他們能夠挺過來，也是一種堅強。”這位醫生說。
2015年，她在香港大學防止自殺研究中心的研究助理教授程綺瑾的介紹下，加入了中科院學者朱廷劭的研究團隊，在北京和香港兩地之間，三方開始頻繁地互通電話和郵件。
這個樹洞在日漸擁擠的同時，一群專家團隊在遠處默默觀察它，而且這些凝視樹洞的眼睛越來越多。
“我不需要解釋，因為他們都知道”
在那個隱祕的樹洞裡，何凝已經與30多個人互相關注，他們稱彼此為“病友”。這些人像被外界的冷漠推搡著、逼迫著，卻又自然而然地聚在一起。
在那裡，何凝找到了在現實中久違的理解和寬容，她的悲傷、痛苦、焦灼一下子變得無比正常。“我不需要解釋，因為他們都知道。”
大多時候，她們會跳過日常的寒暄，直接分享彼此最隱祕的傷口。除了病情，她們聊得最多的是家庭。
戴勝在樹洞中留下的評論中，有很多都是針對父母的。“你為什麼要說，差，差死了，差到底了。”“可是，我也有努力了，你的眼睛裡為什麼不是我是第一名。”“你為什麼不誇誇我。”
生長在單親家庭的戴勝從小跟父親生活，與母親聯絡很少。老師要求以母愛為主題作文，她寫不出來，只能交白卷。班上的女同學頭髮會梳成各種花樣，她永遠只有馬尾。母親說她“太不愛衛生了”，她就天天洗澡，夏天每天三次，冬天每天一次。母親說她胖得“不像自己”，她曾經五天沒有吃任何東西，只喝水，胃痛到哭出來也堅持不吃。直到現在，她都覺得自己“太醜了，太胖了”。
何凝說母親一直對自己要求很嚴格，而且沒有信任感。小時候生病，母親的第一反應是：“你是不是裝的?”患抑鬱症後，她經常半夜從噩夢中驚醒，然後蹲在地上一直敲爸媽的房門，直到把他們吵醒，哭著說“為什麼你們都這麼開心，只有我不開心”。
在她們的自我剖析中，家庭是患病最根本、最隱祕的傷口。
幾十年來，國內外有許多相關研究結果支援了這一觀點。2006年，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主任醫師陳銀娣等專家調查了94例抑鬱症患者的家庭功能，結果發現與健康對照組相比，抑鬱症患者的家庭親密度和適應性存在顯著的缺陷。
“家人可能首先要面對一個嚴峻的問題，自己很可能是當事人問題的製造者，”心理諮詢師齊衡弈說，“但是，家人同樣也意味著，他們其實是最重要最有效的‘藥’。如果是家人能夠徹底的認識到自己的偏差並加以改變，那對當事人的療愈，是極其有效的。”
“但是現實中這基本不可能。”他頓了頓，“這相當於最狠最徹底的打臉，往往意味著要徹底顛覆作為家人數十年所秉持的最核心的價值觀，這比割肉剔骨都痛苦。”
家人是最親密的人，也正是因為距離感的喪失，他們帶來的傷害會更加準確和深刻，會在無意中將已經患病的親人拖向更黑暗的深淵。
很多時候，樹洞中的病友在這條繩子的另一端。
何凝最先認識的是一個天津的病友，那是遙遠他鄉的另一個自己。情緒不好的時候，她們會互相安慰，彼此鼓勵，一起定下需要共同完成的目標，“至少做過了這些再去死”。
這個樹洞裡的很多陌生人會因為彼此一句感同身受的話而互留微信、QQ，約定見面，慢慢從虛擬世界中的.病友變成現實世界中的朋友，相互拉扯著跌跌撞撞往前走。他們是彼此在黑暗中的光亮。
“從絕大部分情況看，這種交流是正面的。”齊衡弈說，“如果是處於資訊孤島狀態的患者，會產生許多誤解，在治療上走很多彎路。而這種網路集聚最大的正面影響就是讓患者脫離資訊孤島狀態，是一個很好的連線患者和社會的介面。”
回龍觀醫院精神科主治醫師李獻雲認為，這種抑鬱症患者在網路空間的聚集，很大程度上源於自己的痛苦在現實世界中不被傾聽。“如果給他一個傾訴的機會，對患者的病情就會有極大的幫助。”在這個意義上，樹洞承擔了一部分“垃圾桶”的功能。
2016年11月的一個晚上，何凝突然收到了一條微博賬號為“心理地圖PsyMap”發來的私信：“我們在微博中看到了你的評論，你現在還好嗎，情緒狀態怎麼樣?”隨後提供了北京市心理危機干預中心的電話，以及一個問卷調查的邀請連結。
問卷調查的最後一句話是，“這個世界您意想不到的角落，都有人在關心您的感受和健康”。她詢問了幾個病友，對方也表示收到了同樣的資訊。
資訊的傳送者就是中科院朱廷劭的研究團隊。這個長久在遠處注視著樹洞的群體，發出了柔和的光芒。
“如果你讓他去死，他有可能真的會死”
何凝不知道的是，那條短短不到200字的私信，是朱廷劭、李獻雲、程綺瑾幾位專家反覆修改了幾個月的結果。他們組織訪談、設計問卷，不斷地想要了解有自殺傾向的人群希望看到什麼樣的內容。
最終，結合研究結果，他們決定私信的編寫應該先以表達關懷為主，語言要人性化，並且要把求助資訊放進去。他們希望幫助這些人，而且更希望幫助他們“自助”。
朱廷劭根據判斷自殺意念的標準，包括一些負面文字等，利用計算機對這個樹洞微博下近6個月的約7萬條評論進行了初步篩選，在此基礎上又進行了人工確認，最終確定了4222位具有自殺風險的微博使用者，向他們發出了私信。其中就包括何凝。
“目前的心理危機干預還停留在‘被動等待’的情況，比如干預熱線，必須等到對方打過去才能提供幫助，”朱廷劭說，“如果通過網路資料的分析，能夠主動找到那些有自殺意念的人並提供幫助，這樣時效性就會比較高。”據他介紹，自殺高危人群中有將近60%的人期待這種針對心理危機的自助服務。
在採訪中，戴勝特別提醒到，“當一個抑鬱症患者跟你講一大堆透露著‘我想死’‘我不想再痛苦下去’之類的話，他在求救，請幫幫他。你的安慰可能不能使他改變想法或者好起來，但是如果你讓他去死，那麼他有可能真的會死”。
幫助的前提，是瞭解。而對於抑鬱症患者來說，這是無比奢侈的。
醫生給江涵開了一種安眠藥和兩種抗抑鬱藥，但是在吃藥的前兩週，她只能感受到副作用，而沒有任何藥效。她乾嘔、手抖、渾身震顫、打哈欠。有一次在食堂跟室友吃飯，她的手抖得連筷子都拿不住，夾著的菜掉了，筷子也掉了，最後她的眼淚掉下來。旁邊的人看見了，這才意識到，她可能真的病了。
而她覺得，跟自己內心正在經歷的痛苦比起來，這些副作用簡直“不值一提”。而那種痛苦，“沒有經歷過的人可能永遠也不會理解”。
戴勝形容那種痛苦：“是將失戀的難過和苦澀再放大幾十倍乃至百倍;是將不幸失去家人的巨大悲痛放大幾倍;經歷過戰爭的人聽到槍聲，思緒被帶回在戰爭中最痛苦的時候。抑鬱症患者發病時，就像被帶回去體驗了一次又一次。”
現在，何凝已經不再奢望這種理解，只希望周圍的人“不要打擾，不要做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就好”。
她曾經看過一幅畫，一個抑鬱症患者躺在床上，有人說帶他出去走走，而另一個人陪他一起躺下了。“抑鬱症患者可能更需要的是後者。如果想要幫助我，或許可以先嚐試理解我。”何凝說，“但是如果不是特別親的人，不打擾就好了，沒必要做到共情。這種東西有傳染性的，像感冒一樣。”
但他們在推開的同時，又極度渴求著這種“不可能”的理解。
有一次何凝走出地鐵站，突然情緒崩潰開始大哭，給一個朋友打電話說自己不想活下去了。對方一直安靜地聽著，說“沒事，我在聽，你哭吧”。後來也再沒提起過她當時失控的狀態和想自殺的念頭，何凝突然覺得很感動，在內心深處，她並不希望自己被忽視，也並不情願被公認為“可怕”和“嚴重”。
所以在看到那條附帶問卷調查的私信，何凝立馬點開並完成了填寫。她希望這個小小的動作能夠幫助這個不見天日的群體，多得到哪怕一點點理解。
最終，問卷調查的整體回覆率是15%，有600多人填寫了問卷。“這個參與率是比較積極的，一般在做這種使用者調查和邀請時，參與率通常為1%～2%。”朱廷劭說。
結果顯示，這個樹洞中有不同程度自殺意念的使用者高達97.6%，曾嘗試過自殺的使用者為51.8%，其中有194個使用者的自殺嘗試發生在最近一年內，72個使用者曾經因為自殺而接受過醫護人員的治療。另外，在對100個高危賬號進行人工檢查時，發現2名疑似自殺身亡的使用者。
許多人再也沒有機會填寫這份問卷了。總有人在這個樹洞裡留下“遺言”後突然消失。
春節前，戴勝關注的一個病友一直沒有回覆訊息，甚至把她刪除了好友。她急得要命，但也無能為力，只能一遍遍地點擊發送訊息。在她認識的病友中，這樣的永無迴音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百度抑鬱吧吧主齊衡弈承認，這種網路群體有時也會產生負面的影響。除了可能發生詐騙、約死等極端的負面事件，另一方面，有些人會因為投射而建立起互相依賴的友誼，“始於依賴支援，終於發作時的互相傷害”。
百度抑鬱症吧最重要的吧規之一，就是嚴禁包含自殺、自殘內容的帖子。
齊衡弈認為，長期磨出來的比較好的模式，是“抑鬱症痊癒後的患者主導，專業人士為輔”。而長期存在的心理問題類社群，要好於臨時集聚，也有進化和管理的機會。
“愛可能不能擺脫孤獨感，但可以馴服它”
2016年12月15日，何凝釋出了一條微博：“微博將卸。不知歸期。再見。祝好。”她的抑鬱症正在好轉，而那個裝滿悲傷的樹洞對這個時刻的她來說，顯得太過沉重了。
何凝曾經無數次盼望這一年能夠趕快結束，但是當2017年真正到來的時候，她坐在地上大哭了一場。她突然意識到，無論多麼努力，未來可能都不會像想象中那樣好。
儘管醫學上已經有研究證明，部分抑鬱症患者是可以治癒的，但何凝還是經常問病友：“你說我們能不能好起來啊?我們如果永遠好不起來怎麼辦呢?”
很多時候，她只得到一陣長久的沉默。江涵在確診復發後感到徹底的絕望，“我害怕自己永遠無法逃脫這個魔爪”。
朱廷劭和他的專家團隊正在跟這種絕望賽跑。
他最終的計劃是搭建一個心理危機自助服務的線上系統，如果發現微博上有使用者出現自殺意念，計算機就會自動識別並主動傳送資訊，告訴對方可以尋求的幫助。如果有回覆，後續將由專業志願者與其進行溝通。
據他預計，正在搭建的系統將在今年5月前後上線。如果成功，這將是全球首個可以為心理危機提供自助型干預和服務的系統。“只能說越快越好，畢竟與人的生死直接相關。”
香港大學防止自殺研究中心的研究助理教授程綺瑾一直致力於在更大範圍的網路空間提供幫助。
現在在百度上搜索“自殺”，跳出的第一條結果就是24小時免費心理危機諮詢熱線電話，旁邊寫著“這個世界雖然不完美，但我們仍然可以療愈自己”。這是程綺瑾跟百度多次溝通的結果。在此之前，她已經推動完成了香港地區谷歌頁面出現“生命熱線”。到目前為止，全球已有多個國家和地區完成了這項工作，包括美國、加拿大、愛爾蘭等。
據世界衛生組織統計，全球約有3.4億抑鬱症患者。這個幽暗的樹洞，只是巨大悲傷的冰山一角。
為了挽救每一個可能消逝的生命，國外的研究者還將這種善意通過程式植入了智慧手機。Siri(蘋果手機上的語音控制功能)在2011年面世後，人們如果說“我想跳橋”或“我想開槍打死自己”，它的回答可能是最近的大橋或者槍支商店的位置。2013年，蘋果公司在諮詢了美國國家預防自殺熱線後，Siri的回答變成了“如果你是在考慮自殺，你可能想找個人聊聊”，並會給出自殺熱線的號碼，還會問“需要我幫你打給他們嗎?”。
近幾年，程綺瑾在關注到這個樹洞之後，一直希望微博系統中也能新增一個為求助者設定的工具，“在那麼多的資料資源、那麼大的運算能力的基礎上，這個工具一定能夠幫助更多人”。
很多時候，求助工具就是一個個真實的人。有人去給樹洞中所有想自殺的人留言，告訴他們“世界這麼大，換種活法再走”。也有人在抑鬱症痊癒後自學了心理學，併成為國家心理諮詢師，然後回到這裡耐心回覆每個私信他的病友。
在不斷地失去、得到，以及失而復得之後，何凝開始一點點找回自己的人生。她戀愛了。男朋友在元旦的凌晨跑著過來陪她散步，陪著她哭，跟她講一些“大道理”。
何凝好奇地看著他，心想“世界上怎麼會有這麼可愛的人啊”。她經常把男朋友比作自己理想主義世界與現實主義世界的連線點。
“他就那樣站在另一個世界，不硬生生拽我，就讓我第一次覺得另一個世界也很美很不錯。”她說。
新年第一天，何凝收到了來自病友的新年祝福：“我們必須活下去。”
她曾經認為“即便是愛，也不能擺脫這種漫長歲月裡產生的孤獨感”。但現在，她慢慢能夠接受抑鬱症是自己身體的一部分，也開始明白，“愛可能不能擺脫孤獨感，但可以馴服它”。
江涵也重新開始工作了。儘管她還在吃藥，拿著湯匙的手還在微微發抖，但是她也開始接受自己可能永遠也好不起來這個事實，把抑鬱症看作超長拜訪時間的“大姨媽”。
這個樹洞每天都接收著問候與告別。有的告別是結束生命，有的則是走向新生。
戴勝在黑暗中無比期待離開樹洞那一天的到來。每次看到有人因好轉而離開時，她總會在心裡吶喊：“帶上我一個啊!真羨慕你們，我還要待在這裡。我什麼時候也可以評論‘我好了，我要對你取關了，再見，謝謝你’。”
為了對抗自殺的念頭，她跟其他還困在樹洞中的人一起，許下了無數心願：買到貝殼頭黑白配色的運動鞋;學會滑板;去大東海遊一下午的泳;告訴妹妹自己其實很愛她，只是自己病了;去西藏;去聽一場演唱會……
說到底，她的心願只有一個：拼命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