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觀念 物件世界 玄言詩
論文摘要：魏晉時代老莊玄學深入影響並支配詩歌創作，玄言詩是關健的一環。它不僅開碎了自然山水成為物件的道路，為山水詩興起莫定了基礎，也鑄成了後世面對自然一脈的藝術觀念。
魏晉南北朝是繼漢開唐的重要時期，承續詩騷傳統，在古拙渾厚的漢詩與高峰仰止的唐音之間，中國詩歌還需補上一課，即形態的完美和審美品格的自覺。在這一過程中，玄言詩是不容忽視的文學現象，以“史”的眼光考察，也許會收穫新的發現。
玄言詩在東晉詩壇可謂彬彬大盛。士子文人以清淡老莊玄理人詩，將對宇宙人生的觀感寄託於繁瑣抽象的探討，正所謂“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詩人的創作已完全從“言志”的傳統模式中解脫出來，不再以“興觀群怨”為藝術創作唯一旨歸，而以一種超功利的心態自覺按照美的規律建構詩歌藝術世界，獲得自我心靈的解脫和愉悅。試舉二首:
仰觀大造，俯覽時物。機過患生，吉凶相拂。智以利昏，識由情屈。野有寒枯，朝有炎鬱。失敗震驚，得必充話。(孫綽《答許詢》)
傲兀乘屍素，日往復月旋。弱喪困風波，流浪逐物遷。中路高韻益，窈窕欽重玄。重玄在何許?採真遊理間。苟簡為我養，迫遙使我閒。寥亮心神瑩，含虛映自然。魯盛沉情去，彩彩沖懷鮮。枷櫥觀物象，未始見牛全。毛鱗有所貴，所貴在忘荃。(支遁《味懷詩》) 由此二詩可見，面對世界萬物，作者是懷著一種探求內蘊哲理的意願介入其中。人與外物經由“道”而獲致溝通神交的途徑，即謝安所謂“萬殊混一理，安復覺彭瘍”，這種探求具有鮮明的色彩，人與物件間不存在西方那種緊張對立的狀態，而是始終自然融洽，相與為一。人可以全身心擁入自然，成為其有機的組成，自然也可進人人的心胸懷抱，成就物我合一的境界，和諧圓融的人文意識在主觀客觀化與客觀主觀化的互動中消解物我二分的距離，達致人天圓融之境。這種對於自然的內在體驗深刻規約了中國文人的審美觀念和藝術品格，其萌芽在先秦老莊處已見端倪，經由魏晉玄學而進一步發展。玄言詩對於道家思想在中國傳統藝術觀念的形成過程中的作用表現得尤為明顯。
當然，這種物我合一的藝術表現在詩壇古已有之。《詩經》中無論春種秋藏，四時變化還是桃夭灼灼，兼蔑蒼蒼，均透露出先民與自然那種和諧共生的情狀。但區別在於，周代先民“自我”意識尚未發達，上至王侯下及奴隸無不視自然為神抵而虔誠膜拜。先民在人格化的自然神面前臣服，而保持二者交流的基本手段則是一套複雜的宗教與巫術色彩極濃的'敬天祭神儀式，人通過對自然的依附想象性地消解與自然的距離而達致溝通與和諧。歷經春秋戰國人文思想的覺醒與成長，“人”的本體意識業已凸顯，自我的發現與自覺使人日益脫離自然神力束縛:道家物我合一從浪大化自是一端，雖敬天禮神卻主要關注現世人生，所謂“未知生，焉知死”，民本思想也在歷史領域肯定了人的本體意識。人既經獨立，作為“人學”的文學疏離於歷史、哲學而獨立也就成為題中應有之義，魏晉南北朝“文學的自覺”乃沿續前代的結果，文學脫離先秦史文哲合一而日益明晰與自覺。要之，魏晉老莊玄學物我合一的追求帶有自覺的意味，是個體獨立之後向自然的重新迴歸，先秦則為素樸的混沌中先民與自然自發的親切，這種復歸很大程度上是道家思想影響，一個明顯的事實是，經歷個體獨立的中國人並未有無根的漂泊與惶惑一，個體面對物件世界感到的是歡欣喜悅而非無根的恐懼，這和近代西方宗教失落後的情形很不相同。
值得注意的是，道家思想對於詩歌的影響，也在魏晉有了一個變化。先秦文史哲不分的情況下，老莊的哲學論著也同時被視為文學文字，經由文學獨立。當玄言詩人試圖以文學形式負載哲學命題，卻發現了困難:要將抽象思辨的哲學與抒寫情志的文學再度結合似乎不再可能，要麼拒絕哲理進入而保持詩歌藝術的純粹性，要麼牽就哲學思辯而損害作為文學樣式的藝術特質，玄言詩人選擇了後一條路。就藝術創制而言，他們無疑是失敗的，卻在詩歌史上開闢了哲理與情思結合的藝術表現的途徑與可能。在付出了作為先行者的探索代價後，哲學(主要是老莊哲學)與文學的完美結合是在陶潛開創的田園世界中才得以實現。從這個意義上說，玄言詩人的草路藍縷之功是不應抹殺的。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