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改革開放、重建社會學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內，由於各種原因，社會學工作者對社會學理論的興趣和自覺意識都不是很強。這種狀況導致中國社會學形成了一種所謂的“實用品格”。毋庸置疑，這種“實用品格”在一定程度上妨礙了中國社會學學術水平的提升。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隨著對中國社會學實用品格的批評，推動了社會學對自身研究實踐的反思，越來越多的社會學工作者開始形成比較自覺的理論意識，許多從事經驗研究的學者也開始將自己的研究自覺地置於某種理論框架之下，並試圖通過自己的努力來對該理論做進一步的修正和推進；同時，越來越多的理論研究人員也開始對所引進的西方社會學理論做比較深入的探討和分析。經過一段時間的學術積累，中國社會學界在社會學理論建構方面的努力收到了初步成效，湧現出了一批具有明顯理論自覺的研究正規化或框架式的理論雛形。
1．“社會執行學派”。這是中國社會學重建以來由中國社會學家自覺提出來的.最早的一個系統化的社會學理論體系，它強調“從社會執行的角度研究社會”，並試圖綜合東西方社會思想和社會學理論資源來達成這一理論目標。主要倡導者為鄭杭生等人。
2．理性選擇（與社會交換）學派。其基本特徵是將社會交換和理性選擇學派的主要概念和觀點運用於當前中國社會現實的研究，並試圖在研究過程中進一步修正和推進這一學派的相關概念及理論命題。主要倡導者為李培林、劉少傑、周長城等人。
3．結構—制度分析。這是自改革開放後，中國社會學重建以來絕大多數社會學者所採用的一種研究視角，基本特徵是試圖將社會學者以往較熟悉的側重於從社會結構角度來觀察和解釋社會現象的理論視角，同近年來興起的“新制度主義”學派側重於從制度方面來觀察與解釋社會現象這兩種巨集觀的社會分析方法結合起來，形成一種從巨集觀的結構與制度方面來觀察和解釋社會現象的分析方法；強調結構和制度因素對人的行為的“刺激、引導與約束作用”。主要倡導者為李路路、李漢林、張靜等人。
4．過程—事件分析。其基本特徵是試圖將符號互動主義、常人方法學和布迪厄“實踐理論”的一些基本概念和觀點結合起來，形成一種可以擺脫傳統的、靜態的結構分析或制度分析方法，從人們的社會行動所形成的具體事件與動態過程之中（或社會現象的實踐形態之中）去把握現實的社會研究模式，並將其運用於當前中國社會轉型過程的經驗研究，以揭示當前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的“實踐邏輯”。主要倡導者為孫立平、應星等人。
5．話語分析（或“話語—文字分析”）。基本特徵是試圖借鑑西方後現代主義思潮的一些基本觀點和理論取向，以及當代語言（哲）學中話語分析和文字分析的一些分析技巧，對它們進行必要的修訂、整理與綜合，形成一種與傳統的實證分析、詮釋學（或現象學分析）和批判分析有所不同的社會研究模式，並以此來對當前中國的“社會現實”進行一種具有另類價值的研究和分析。這一理論視角現有的選取者主要有成伯清、佟新、方文、吳毅、谷孟賓、畢向陽等人。
以上所列雖不盡完全，但大體上概括了當前中國社會學研究者在理論建設方面的努力。它們已經成為指導中國社會學研究工作的主要理論架構，其共同的特點是：基本上都具有一種強烈的現實關懷，與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各種具體實踐問題的經驗研究有著密切的結合，不是一些為了理論而理論的單純性理論討論。主要缺點或侷限則是：由於多數理論架構倡導者的主要精力仍放在經驗研究方面，能投入專門性理論閱讀和思考的時間相對較少，對西方社會學理論不甚熟悉，因而多數架構依然處於“本土材料、西方概念”的狀態，在基本概念、命題和理論預設方面具有自己真正創造性研究成果的甚少。
儘管如此，我們仍然可以毫不猶豫地說，上述理論取向或研究構思已經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中國社會學以往給人們留下的那種“重經驗，輕理論”的實用型學術面貌，提升了中國社會學的理論水平。假以時日，完全有可能從中形成一些既有鮮明的中國本土特色、又具有較高理論水準、能夠與西方理論相媲美的社會學理論架構。但基本條件一是要有良好的學術發展環境，允許各種思路和平共處、友好競爭、多元並存、共同發展；二是各個學派要保持自覺的理論意識；三是要加強對西方社會學理論的學習和研究，從西方學者那裡汲取理論營養，提高自己理論建構的水平。若能如此，在不久的將來，我們就有可能毫無愧色與世人談論中國學者自己的社會學理論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