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屈原 教育理想 教育實踐 悲劇
論文摘要：屈原是我國文學史上第一位偉大的詩人，其光輝的詩篇和高潔的人品光照千秋。歷來學術界主要集中在對作為政治家和詩人的屈原進行研究，而對於屈原在教育方面的實踐和探索則鮮有論及。其實，屈原同樣也是一個具有重要影響的教育家，他既有較系統的教育思想、也有較豐富的教育實踐，雖然他的教育理想並沒有實現，他的教育事業也已失敗告終，但他教育理想的光輝仍然如懸空的日月。本文再就屈原教育思想和教育行跡進行研究探討。
屈原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位偉大的詩人。他的人品和詩歌猶如高懸的日月，兩千多年來一直光照我們這個民族，在赤誠愛國、人品修養、勇於探索、執著信念等等方面給予了中華民族深刻而積極的影響。或許正因為他的人品和詩名太盛的緣故，人們大都只把他當作一個政治家和詩人。其實，屈原同先秦的許多“子”一樣，不僅是一位極有才能的政治家、一位傑出的社會活動家、一位偉大的詩人，還是一位理想主義教育家、一個為“教書育人”傾盡心血和生命的老師。考屈原一生，他所從事的“公職”基本上不出政治和教育兩方面，至於寫詩作賦，反而不過是他的“業餘”所為罷了。只是作為政治家和教育家，屈原是一個失敗者，一個千古悲劇的扮演者。
有關屈原教育方面的文字，史料鮮有記載，人們也很少談及。下面的論述依據主要有二，
其一是史料有關屈原職官及生平事蹟方面的記載；
其二是他自己有關詩篇的記述。
史料記載：據《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劉向《新序·節士篇》等書載，屈原曾任過楚國的左徒官和三閭大夫。“左徒”一職僅為楚國所設，從“春申君曾有左徒遷令尹”的情況看，它是一個很重要的官職。它的職權範圍很廣，“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待賓客，應對諸侯，”並且有時還得侍奉太子。可知“左徒”這個官職，對內要輔佐君王，侍奉太子，起草法令，參與國家最高決策；對外則要接待、出訪，處理外交事務。唐人張守節《史記》“正義”認為，左徒“蓋今左右拾遺之類”。唐代的左右拾遺，是專司進諫、薦舉的職官，這樣看來，屈原這個“左徒”官還擔負著培養、選拔、舉薦人才的重要任務。
又，“三閭大夫”一稱始見據傳是屈原作的《漁父》，《漁父》又多為治學嚴謹的司馬遷所引述，看來不會是子虛烏有之事。三間之職，王逸在《楚辭·離騷》序中解釋說，是“掌王族三性，日昭、屈、景”。又說，“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土”。昭、屈、景是與楚王同宗的三個大姓，屈原自己在《離騷》開篇就公開宣佈自己跟楚王是本家，同是“帝高陽之苗裔”。“三閭大夫”，就是掌管這三大姓的官，大概與戰國時些國家的宗族大夫之職相似。“序其譜屬”，可能是些戶籍、輩分、王姓支派等王族內務，而“率其賢良，以厲國土”，就屬於國家公事了。“率”是率領、帶領，查《說文》還有訓導一層意思；“厲”是鍛鍊、勸勉。“賢良”和“國士”是王族中的優秀分子，也是國家棟梁之才。這種率領、訓導、鍛鍊、勸勉賢良國士的工作，正是一個教育工作者的本職。由此看來，屈原所從事的是，由教育進而政治，由王族之事進而國家之事；屈原所追求的政治抱負就是通過管理王族之事從而管理國家大事，通過培養教育王族胄子，為國家培養舉薦人才，從而實現振興楚國、最終由楚國統一天下的大業。這樣的推斷，與屈原一生的思想、性格、行事應該是相符的。
在屈原的光輝詩篇中，他用抒情的筆法遠譬近比，敘寫了自己的教育理想及其培養人才的種種努力。
屈原在自己遭讒被疏，從政界敗下陣來後，曾把輔佐國君、改革弊政、修明法度的希望寄託在楚國新興的進步力量上。於是他以極大的熱忱，用他全部的心血、智慧和才能從事教育胄子、培養人才的偉大事業。他走的也正是“教育救國”的道路。他在《離騷》中生動地剖白了一個教育者培養人才的心跡和願望，他說：
餘既滋蘭之九畹兮
又樹蕙之百畝。
畦留荑與揭車兮，
雜杜衡與芳芷。
冀枝葉之峻茂兮，
願俟時乎吾將刈。
這是一曲充滿理想主義色彩的“園丁之歌”。“蘭”按李時珍{=本草》所說，應指澤蘭，其香幽雅淡遠，有類人中君子。“蕙”即香草，類似蘭草，故多以蘭蕙稱之。一些註釋家認為屈原的詩多以“蘭”和“惠”，當分別指令尹子蘭和頃襄王，其它如留荑、揭車、杜衡、芳芷諸物，都是以芳草喻各種人才。其實各種植物具體指誰，沒有必要去猜測，樹木花草就是泛指所有學子，所要培養的人才。另外，“九畹”“百畝”，只是以所栽芳草面積之廣來喻所教育培養的人才數量之多。這裡我們應該特別留意詩人所使用的幾個動詞：“滋”是滋養、栽培，是用汗水和心血來滋潤、澆灌；“樹”是種植，有扶正、培植、使其存活成長的意思；“畦”本是田間溝壟，此處用為動詞，相當於“種了一壟又一壟”的意思；“雜”是夾雜，套種。我們可以看出，這四個動詞有著詩人濃郁的感情色彩，較形象而具體地敘寫了培養教育人才的過程和所採取的措施，表現了詩人作為一名教育者對教育培養人才殷切希望和所付出的心血，也表現出詩人對教育事業的高度重視。
屈原在長期的鬥爭實踐中深深認識到，要重新整理楚國政治，革除朝廷弊端，要修明法度，富強祖國，如果沒有一大批德才兼備、思想解放、銳意革新的“賢良”，如果沒有這樣的進步力量來支援自己，那麼一切都將歸於失敗，所以屈原才親自去“滋蘭”“樹蕙”，栽培“眾芳”，才對所教育培養的人才寄託那麼深厚的希望：“冀枝葉之峻茂兮，願俟時乎吾將刈”，明確地道出了自己培養人才的目的，就是指望著他們能夠健康成長，成為國家的棟樑之才，在祖國需要的時候能為自己所用，為國家所用。
屈原教育思想的核心是“正”和“修”。“正”就是正直、正派、方正，端正，這是做人的基本要求，也是理想人品的最高標準。在屈原詩歌中，多處出現“正”字。“正”是構成屈原人生觀、價值觀的基石，也是他為人行事的基本準則。他的名字中就含有“正”字，說明他的“正”原白上天的旨意、來自祖先固有的血脈。他說：“耿吾既得此中正”(《：離騷>)，“求正氣之所由”(<遠遊》)，“服清白以死直”(《離騷》)……可見“正”是他一生追求並恪守的人格標準。“修”是修煉，修養，其內涵是非常豐富的。它既包括修思想，修品德，還包括修才能，修儀表等；既包括修自己，也包括修他人。在屈原的作品中，“修”字共出現達三十多次。下面略舉幾例：
紛吾既有此內美兮。
又重之以修能。(《離騷>)
進不入以離尤兮，
退將復修吾初報。(《離騷>)
民生各有所樂兮，
餘獨好修以為常(《離騷>)
屈原就是這樣，一生一世，律人律己都極高極嚴，特別是對自己，屈原無論在哪方面，無論在任何時候，都始終不懈地高標準要求自己，並通過自身“芳菲菲”的人品道德，去化育學生、影響他人。
這種“正”和“修”的教育思想，在屈原的<橘頌>中體現得尤為集中和突出。
后皇嘉樹，橘徠服兮。受命不遷，生南國兮。深固難徙，更壹志兮。綠葉素榮，紛其可喜兮。曾枝剡棘，圓果搏兮。青黃雜糅，文章爛兮。精色內白，類可任兮。紛韁宜修，垮而不醜兮。嗟爾幼志。有以異兮!獨立不遷，豈不可喜兮!深固難徙，廓其元求兮。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兮。閉心自慎，終不失過兮。秉德無私，參天地兮。願歲並謝，與長友兮。淑離不淫，梗其有理兮。年歲雖少，可師長兮。行比伯夷，置以為像兮。
關於<橘頌>前人多認為是屈原的早期作品，依據主要是“嗟爾幼志”“年歲雖少”兩句詩。我認為，以此來斷定此詩的作年理由並不充分。其實屈原作此詩的本意並不在誇耀自己幼志有異，年少可師。我們知道，屈原被懷王疏遠很是痛苦，他一方面“復修吾初服”繼續堅持思想品德的修養提高；另一方面就是積極從事於人才的培養擢拔。屈原在《橘頌>中所稱頌的，很可能就是他所培養的物件。這個具有橘樹品質的少年學子，可能是實有其人，比如象郭沫若所設想的嬋娟之類，也可能是按照審美理想塑造出來的“希望如此”的人物。不管是實有還是虛構，屈原的`本意就是為人們、首先是為他所培養的學生樹立一個做人的榜樣。
分析這個光輝的榜樣，其最主要最基本的品性仍然是“正”和“修”。屈原首先讚美了橘樹那種“受命不遷”“深固難徙”的特性，所謂“受命”是秉承天地之正氣，“深”是根扎得深，也是天地化育之深。“不遷、難徙”是因承受天然秉賦而不會隨意移動、改變。據<晏子春秋>：“桔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何?其土異也。”屈原這裡借橘樹剛正難移的特性，來讚美紮根故土、熱愛祖國的品質。這些品德是屈原對胄子們的要求，也是屈原自己至死恪守的準則。屈原還讚美了橘樹那種“蘇世獨立”“橫而不流”的特性。“蘇”就是醒，清醒，就是“眾人皆醉我獨醒”，“橫”是直立特出，方正忠勇。在長期的鬥爭生活中，屈原感到非常棘手的敵人，恐怕就是那些“並舉而好朋”的世俗群小，他們結黨營 私、投機取巧，爭媚取容，又忌賢妒能，讒害忠良，這與屈原剛正不阿的個性和人品是多麼格格不入。另外。橘樹那種“廓其無求”“秉德無私”的特性，那種“閉心自慎，終不失過”的風格，與屈原嚴於律己、克己守正、公而忘私的精神是一致的，也是屈原重“修”思想的體現。在l=橘頌>這首詠物言志的詩作中，屈原給自己胄子們開列了以“正”和“修”為核心的一系列做人的標準，同時也確立了屈原的教育標準。
不幸的是，屈原教育救國的願望並不能實現。繼屈原政治上慘敗後，屈原的教育救國夢也破滅了。這是屈原所受到的一系列打擊中又一次沉重的打擊。他不解、痛苦、憤怒又悲哀。他寫道：
雖萎絕亦何傷兮，
哀眾芳之蕪穢!(<離騷》)
蘭芷為而不芳兮。
莖蕙化而為茅。(同上)
何昔日之芳草兮。
今直為此蕭艾也!(同上)
覽椒蘭其若茲兮，
又況揭車與江離!(同上)
這裡所提及的荃、蕙、蘭、芷、椒、揭車、江離等等，就是他在前面所說的“眾芳”，就是屈原曾經在他們身上傾盡心血、寄予厚望的培養物件。“蕪穢”有荒廢和變質兩重意思，成才而不見用是為荒廢，由好變壞是為變質，“變而不芳”“化而為茅”“為此蕭艾”，就是“蕪穢”的具體表現。在屈原所培養的人才中，許多人離開了他，背叛了他，甚至成了打擊他、排擠他、陷害他的政敵，比如他的學生司馬子椒後來身為大夫卻專權擅政、傲慢自恃，毫無憂國恤民之心；弟子令尹子蘭更使上官大夫到傾襄王那裡陷害屈原，使頃襄王怒而流放屈原。許多人經不起俗世誘惑，也加入到追名逐利的“黨人”“眾女”集團中。即使象宋玉、唐勒、景差這樣的追隨者(擬或學生)，也只是“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身前既不幸，身後復蕭條，屈原教育的失敗是慘痛的。屈原的死，與他教育的失敗，由此對楚人的失望是不無關係的。至於“三戶”亡秦是否與屈原精神有關，這是人們討論的另一話題。
屈原的教育為什麼會失敗?原因當然是很多的，但總的來說，是由他所處的那個悲劇性的時代以及他自己悲劇性的人生所決定的。
屈原生活的懷、頃襄之世，楚國已象大廈將傾，頹敗之勢已定。昏君佞臣當道，賢能俊才遭棄，所謂“鸞鳥鳳凰，日以遠兮；燕雀鳥鵲，巢堂壇兮；陰陽易位，時不當兮!”在這樣的局勢下，靠政治改革既難以一救楚國，用教育來救亡就勢難成功了。教育從來都不能離開社會政治、時代風尚而創造出奇蹟。這個道理，屈原自己似乎也意識到了的。他說，“戶服艾以盈腰兮。謂幽蘭之不可佩”(<離騷>)，假如“臭”成了一種時尚，人人去佩帶艾蒿這樣的臭草，那麼幽蘭這樣的香草就會被丟棄，這就是時尚的力量。他認識到“固時俗之從流兮，又孰能無變化!”(同上)“眾芳”的蕪穢，人才的變質，究其原因是時俗使然、時勢使然。
其次，屈原培養的物件，也僅限於王族中的胄子，這些人由於出身於特殊的階層，他們與舊貴族，與腐朽政治勢力有著天然的親近關係。因而很難成為革除弊政、修明法度的中堅力量。比如子蘭、子椒之流，他們只能同自己那個腐朽的階級一道埋人墳墓。另外。這些貴胄子弟，有著天生的弱點和陋習，苛求他人，猜忌別人，妒忌能人，中傷好人，庇護壞人，又往往寬恕自己，放縱自己。另外他們往往徒具外表的光鮮華美而內無美質，“無實而容長”(同上)，屈原分析他們變節變質的原因，認為主要是不好“修”的緣故，“豈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同上)又回到了屈原“正”和“修”的核心問題上；這些變節者正是由於缺乏“正”和“修”的優良品性，缺少堅守不移的特操。
再次，屈原身為左徒、三間大夫等朝廷要員，自身就是楚貴族統治集團中的一員，在他身上難免存在著那個時代的階級出身的侷限性。他的眼睛始終是向上的，至多隻注意在王族子孫的小圈子內。於是，當這個小圈子裡的“眾芳”蕪穢之時，他就只有悲觀而至絕望了。他也曾“觀乎”四荒，也曾“上下求索”，但並沒有人眼的人。因此，他只有“忽反顧以掩涕兮，哀高丘之無女”(同上)。在屈原來看，不僅楚國，而且是整個華夏，都是一片荒蕪的“乏人地帶”。他無法看到人民的力量，甚至也看不起一般人才。他有著深沉的孤獨感，也一直處在孤立無援的境地。他說：“有志極而無旁”“終危獨以離異”“眾賅遽以離心”。這種性格上的悲劇，是導致他教育理想破滅的一個重要因素。屈原是一個天性熱情的人，是一個才華橫溢而又憤世嫉俗的人，他太正直，太精純、太認真而又太理想化，因而也就太容易演成悲劇。這種個性是作為一個詩人的優異秉賦，但並不是一個成熟政治家、教育家的理想素質。
人生雖無幸，天地終有情。作為政治家、教育家的屈原是失敗了，然而正是這種失敗促成了屈原在人品上在詩歌創作上的偉大成就。屈原永遠是高懸在人們頭頂上的巨星，永遠是高揚在中華民族心靈深處的光輝旗幟，永遠教育和感召著千千萬萬中華民族的學子才俊為追求人生和人世的美好理想而努力奮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