歸納方法大概是歷史學中運用得最多、最廣的研究方法之一。昔日，顧炎武藉助150餘條材料，證明古音中的“服”讀作“逼”；錢大聽通過對100餘條材料的歸納，證明古代無輕脣音，這是歸納法在訓話考證上的運用。趙翼柑二史札記》有“漢初布衣將相之局”、“漢武三大將皆由女寵”等條，他的（（餘叢考》有“漢時大臣不服父母留，、“宋時士大夫多不歸本籍”等條，這是歸納法在求取歷史一般常態上的運用。不同領域、不同層而上運用歸納方法，會碰到不同的問題，本文僅以後一種情況為討論物件，先簡略地論述求取歷史一般常態在歷史研究中的重要性，然後著重討論歷史學家運用歸納方法去求取歷史一般常態時會碰到的困難。
一百年多前，德國李凱爾特在進行學科分類時認為，自然科學與文化科學的區別在於：前者是從個別之中提取普遍的概念，後者是對特殊個別進行描述。換言之，前者的知識產品是普遍命題，後者的知識產品是對特殊的敘述。此後，英國沃爾什認為，歷史學雖也能獲得普遍命題，不過自然科學的普遍概念屬於“開放的類”，而歷史學的普遍命題只是“封閉的類”。①雖然許多學者不贊成他們的觀點，但這樣的研討仍有重要的價值，至少說明歷史學所獲得的知識產品遠比一般意義上的自然科學要複雜多樣，而沃爾什所說的“封閉的類”，確是歷史學特有的一種知識產品。
歷史學中最常見的知識產品是“特殊事實”，如秦始皇生於某年某月，赤壁之戰發生在某年某地等等。沃爾什所說的“封閉的類”，是指稱特定時空範圍裡的某種流行事實，即歷史上的某種狀況或一般常態。比如清朝人有髮辮， ，“秦漢間人視死如生”、“漢人迷信看相”等等，都屬於此類事實。金嶽霖的《口識論》對此也有專門的論述，他說： 情朝人有髮辮”這一命題，在清朝時候可以隨時證實，在清朝版圖之內也可以隨地證實，雖然我們可以想出例外，然而這一命題底證實大致可以如此說。……這類命題雖比普遍的命題接近事實些，然而它既不表示普遍的事實，也不肯定一件一件的特殊事實。
實在是歷史的總結。……（清朝人有髮辮）雖不是一普遍的命題，也不是一特殊的命題，顯而 易見，它不只是說清朝人中的張三有髮辮，也不只是說清朝人中的李四有髮辮。它是介乎普遍 與特殊之間的命題。它是歷史上特殊的事實底結合。本段叫它做普通命題。②‘瞥通命題”所指稱是歷史上某時某地普遍流行的歷史事實，它不同於特殊時空點上的“特殊事實”，也與普遍的事實相區別。“清朝人有髮辮”，只是指清朝（這一時期及其版圖之內）人流行著髮辮的事實，而不是當下中國人仍然流行的事實。所以，沃爾什稱其為“封閉的類”，而不是“開放的類”。金先生特別強調，此類命題只是歷史的總結，而“不肯定一件一件的特殊事實。”換言之，雖然‘睛朝人有髮辮”命題總是從清朝的張三、李四有髮辮這樣的一些“特殊事實”中總結出來的，但它不徑直等同於清朝的某一個張三、李四有髮辮。這是歷史學的.特徵。文學創作可以“普通事實”為依據來塑造“特殊事實”，即從“清朝人有髮辮”出發去塑造清朝某一特殊人物有髮辮。
歷史敘事則處處要以實在的“特殊事實”為根據，雖然有時也要從“普通事實”來推斷某一“特殊事實”。但這隻能是推論，而不能考證坐實。從“普通事實”出發去考實某一具體的事實，有時還是會出錯。 通常我們總是認為，歷史敘事只是將特殊事實串聯起來，將它們聯結成一個可理解的、有意義的故事。其實，一個完整的、可理解的歷史敘事，不僅要聯結特殊事實，也要使用“普通事實”。歷史敘事自然離不開“特殊事實”，尤其也離不開“普通事實”。比如，下文是一段有關西漢武帝時代的歷史敘事，從中可以看到“普通事實”在歷史敘事中的重要性： 公元前140年，漢武帝繼位。此時西漢開國己有六七十年了，經過漢初以來的輕搖薄賦， 與民休養，到武帝當政時，人口增值，經濟富庶，國家強盛。史書的描寫是：“民則人給家足，都 鄙凜庚皆滿，而府庫餘財”。西漢王朝達到了空前的繁榮階段。
然而，也是在這六七十年間， 西漢社會積聚了多種矛盾：貧富分化、土地兼併，繁盛之中隱含著深刻的社會危機。正所謂 “物盛而衰，固其變也”。③除了劃線的兩句外，中間的大段敘述，幾乎都是在講“普通事實”。我們不妨說，歷史敘事是由“特殊事實，、“普通事實”一起構成的，缺少了“普通事實”，歷史敘事幾乎不可能。 史學家呂思勉曾說，當代史學的格言是“求狀況非求事實”，他說：“求狀況非求事實。這不是不重事實，狀況原是靠事實然後明白的，所以異於昔人的，只是所求者為“足以使某時代某地方一般狀況可藉以明白的事實”，而不是無意義的事實而己。……所以求狀況的格言，是“重常人、重常 歷史領域“特殊事實”的複雜多樣，由“普通事實”來推到社會歷史的一般常態就有特殊的困難。對此，余英時有很清醒的認識，他在《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一文中曾這樣寫道：
我們的重點是在說明商人在倫理上的實踐，不僅是他們持有某些道德信條而己。但是這 裡我們碰到的一個方法論上的困難：我們固然可以找到不少明清商人實踐其道德信條的證據， 然而在現實世界中這種實踐究竟有多少代表性？據我對於有關的這一方而的明清史料的認 識，這個問題是無從用量化的方法求得解決的。不過這一方法論上的困難在史學上是普遍性 的。它同樣存在於韋伯有關新教倫理的研究之中。我們只能說：這個問題和史學家對於他們 所研究的歷史世界的全而判斷有關。③這是因韋伯的理論引出的一番討論。余文的結論不在本文討論的範圍，但余文所說的“無從用量化的方法求的解決”而只能求助對“歷史世界的全而判斷”，值得進一步探討。
何謂對“歷史世界的全而判斷”，余文沒有直接的界定，體會余文的論證方式，所謂對歷史世界的全而判斷，也就是通過史料的全而梳理分析，以求對某一時段社會一般常態的整體把握。比如，孟子曰：“無恆產而有恆心，惟士能之”。余英時說：“孟子所謂‘無恆產而有恆心’，事實上只能期至於極少數突出之‘士’，因此但有‘典型’的意義，而無普遍的意義”。④春秋戰國之際，社會的風氣是“貴詐力而賤仁義”，民眾日趨“免於無恥”，生活在此種風氣之下的士，大都不能例外。今天我們之所以能夠不為“無恆產而有恆心”所惑，而說它只有“典型意義”而非一般常態，其原因（也即條件）全在於時代留存了許許多多有關“貴詐力而賤仁>C'> ，“免於無恥”的記載，以便我們可以對那個歷史世界做出全而的判斷。然而，此種條件常常不易具備。我們知道，古代史家之記載，並不是出於敘事完整、全而之目的，而是為了給後人樹立言傳身教的範例。北宋王溥的搪會要》中的一段話，頗能說明這一點。他說： 經濟學家、諾貝爾獎得主哈耶克曾說過一個被歷史學家所虛構、並廣為傳播、以至於影響了幾代人的“普通事實”。哈耶克稱之為“超級神話”，它說的是產業革命之後的社會一般狀況：“由於‘資本主義’（或稱制造業’和件業’制度）的興起，造成了工人階級地位的惡化，。“由競爭秩序產生的無可否認的財富增長，是以壓低社會最弱勢的成員的生活水平為代價的”。所以，這種制度是窮人受苦的根由。③哈耶克認為：
史實真相的是，就大多數歷史時期而言，對於大多數人來說，擁有勞動工具是生存或至少 是養家餬口的基本條件。自己沒有必要的勞動工具，為他人幹活也能維持生存的人，僅限於人 口中的一小部分人。代代相傳的可耕地和工具的數量，限制了生存人口的總數。在大多數情 況下，缺了這些東西就意味著餓死，或至少是失去繁衍後代的能力。只要僱用額外的人力主要 限於分工能夠增加工具所有者的勞動效率的情況，就幾乎不存在任何刺激手段或可能性讓一 代人積累下額外的工具，使更多的人口存活到下一代。只是當採用機器既提供了工具又提供 了投資的機會時，才會為過去註定會早夭的剩餘人口以不斷擴大的規模提供生存機會。幾百 年裡實際上停滯不前的人口開始迅速增加。……同樣屬實的是，它也提高了勞動生產率，使父 母沒有為其提供必要的工具的人，也能夠只靠勞動就能維持生存。④那麼，何以會把“工人階級地位的惡化”視為產業革命之後的社會一般狀況呢？哈耶克認為：“正是財富和福利的增加，提高了人們的生活水平和期望。……對經濟上的困苦有了更多的感受，並且認為它沒有理由存在。因為財富總量己比過去增加得更快。……嚴重的苦難雖然證據確鑿，但沒有一條證據證明它比過去的苦難更嚴重或同樣嚴重。產業個人的大量廉價住宅擁擠不堪的狀況，或許比一些農業勞動者或家畜工人居住的風景如畫的鄉村更為醜陋，但是對此更感到驚恐的，必定是那些地主或城裡的貴族，而不是散居在農村的窮人。對於從農村移居到城裡的人來說，這意味著一種改善；儘管工業中心的迅速增長造成了衛生問題，人們至今還在緩慢而痛苦地學著如何應付這種問題，但統計資料幾乎無法讓人懷疑，從整體上說，它給一般健康狀況帶來的是益處而非害處。”①
顯然“工人階級地位的惡化”問題並非是一個純粹的事實判斷。歷史學家對“特殊事實”之理解，並非能像自然科學那樣能做到“客觀中立’，。②相對而言，歷史學中因學者的理論觀念、價值尺度、道德標準等因素上的差異而導致對“特殊事實”理解判斷上的分歧是一種較為普遍的現象。奧古斯丁的《匕帝之城》是一部在基督教歷史觀支配下寫成的史學著作，書中彙集了自基督降生以來的人世間種種災難，舉凡人類的戰爭、瘟疫、飢謹、自然災害等等都被用來證明人世間的罪惡，以證明上帝的神蹟和人間的苦難。在奧古斯丁的眼裡，這些“特殊事實”—戰爭、瘟疫、飢謹、自然災害等正是可以用來證明人世間罪惡苦難的最好例證。同一個“特殊事實”，置於“A”類背景裡的，正好說明“工人階級地位的惡化”；置於“B”類背景裡，正好說明“工人階級地位的改善”。歷史學家們如果不能在“特殊事實”的判斷上取得一致的共識，那麼，從中提取出來的“普通事實”、並進而推匯出的社會一般常態自然也就大相徑庭。
在歷史學界，我們常常留意於“特殊事實”考訂上的錯誤，而對“普通事實”認定上的複雜性還未引起我們充分的關注。其實，就歷史敘事而言，後者比前者更重要；就歷史研究而言，從“特殊事實”中提取“普通事實”，並進而推導歷史時期的一般狀況或一般常態，在方法論上的困難，具有相當的普遍性。這些問題都還未引起史學理論界的足夠重視。本文僅是拋磚引玉，略啟端倪，望能引起學界同人的興趣，以推動進一步的研究和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