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一種及其思想要成為一個的文化和精神的主流，起碼需具備三個條件：;
第一、這種思想應關懷民眾平凡甚至瑣碎的世俗生活，對民眾關心的諸如生老病死、送往迎來等問題做出解釋，為民眾提供精神上的歸宿和依託，惟其如此，方能令民眾心悅誠服。
第二、這種思想應有完善有效的渠道，即宣教手段或學校制度，尤其是地方學校，並有適合民間大眾理解能力和趣味的宣傳形式，以將此種精神廣播民間。
第三、這種思想應能夠貫徹於國家基層的機構及其事務，通過對民間及其生活的參與，對民眾精神發生潛移默化的影響。
本文想說明，在這三個方面，儒學在上一直都不長進，其作為甚至還不如外來的佛教，儒學何嘗在中國歷史上處於主導地位？
一旦將“儒學主流”的神話消解，所謂“新”和“熱”實際上就成了可鄙的自我安慰和可恥的虛張聲勢。
國學研究正在成為當代顯學，其中一個最流行的觀點，就是認為儒學是中國歷史上的統治思想，而以之為精神核心的文化則為中國文化的主流。這似乎早已成為公認的常識，實在是一個天大的誤解。
平民大眾是一個民族的本體，民間文化則是民族文化的本體，那麼，要想判斷一種思想或文化精神是否是民族文化傳統的主流，就不能僅僅依據它在思想史或經典文化史中的地位進行判斷，而要看它在民間文化中的地位，即其精神是否深刻地影響和塑造著民間文化？
它的一系列儀典、制度、信念是否為廣大民眾所奉行和信從？它是否為各種民間文化事象如節日、巫術、歌舞、戲劇、傳說、儀式、口傳以及民間宗教、民風民俗等提供了大量的內容母題和形式模式？一種文化精神或思想體系，只有當它紮根幽邃的民間、流佈廣袤的俗世，與民眾的生活血肉相連，才庶幾稱得上是一個民族的文化主流。那麼，儒家在中國古代民間文化中的命運又如何呢？
“儒家主流論”的最有力證據是，儒家，早在漢武帝時代，就被定為一尊，而歷來的主流知識分子又一直以儒學為正統之學，儒家的獨尊地位雖偶或受到法家、、玄學和佛學的威脅，但卻並未被從根本上動搖，而後來在科舉制度中，儒學又被定為知識分子的必修甚至是唯一的課程。儒學無疑是中國古代社會統治階級的文化，即主流文化，然而，主流文化是否就等於文化主流？
這在許多學者看來根本就不成其為問題，因為人們相信，一個社會的統治階級的思想必然就是其統治思想。這一命題是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提出來的，是以特定的西方思想文化為背景的，至於他是否適應於中國古代社會，則並非是不言自明的。
馬克思指出一個社會的統治階級的思想也就是這個社會的統治思想，這一命題的成立並非無條件的。馬克思是立足於其西方基督教文明的特殊背景提出此一命題的，基督教是西方中世紀的統治階級思想，由於教會的大力推行，遂成為西方社會的統治思想。但這一命題並一定適應於有著全然不同的文化背景的東方儒學。
這一命題要能夠成立，即統治者的思想要成為佔統治的思想，就首先要求其思想普及民間，深入人心。一種文化及其思想要做到這一點，起碼需具備三個條件：第一、這種思想應關懷民眾平凡甚至瑣碎的世俗生活，對民眾關心的諸如生老病死、送往迎來等問題作出解釋，為民眾提供精神上的歸宿和依託，惟其如此，方能令民眾心悅誠服。
第二、這種思想應有完善有效的傳播渠道，即宣教手段或學校制度，尤其是地方學校，並有適合民間大眾理解能力和趣味的宣傳形式，以將此種精神廣播民間。
第三、這種思想應能夠貫徹於國家基層的行政機構及其事務，通過對民間社會及其生活的參與，對民眾精神發生潛移默化的影響。
我們想說明，在這三個方面，儒學在歷史上一直都不長進，其做為甚至還不如外來的佛教。
一
首先，也是最基本的，需要一套完善、有效的宣傳和教化機構，即一套傳教或制度，它作為思想傳播的渠道，應暢談無阻，且四通八達，將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和文化傳播到民間世界的各個層次和各個角落。
在歐洲中世紀，基督教在被羅馬帝國樹立為國教之後，之所以能夠在不久之後成為普及全歐的宗教，使全民皈依於基督的聖殿下，除了基督教原本就有一定的民間基礎之外，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基督教建立了一套組織嚴密、層次分明、分工明確並運轉有效的教會體系和傳教制度，教皇麾下的教堂、修院等，遍佈城鄉，面向全民，廣泛積極地參與民間的物質和文化生活，利用一切機會，如節日、集市、禮拜日、人生禮儀等，向民眾傳播“上帝的福音”，它不僅參與樂世俗生活的各個方面，而且。滲入了個人精神的最隱祕角落，通過洗禮、懺悔、贖罪等制度對人們的生活和心靈進行無微不至的關懷和照料。教堂，就是向芸芸眾生進行基督教教育、貫注基督教精神和傳播基督教文化的學校，西方近代學校制度正是源於中世紀的教堂和修院，而那些孜孜不倦地向人民叮嚀上帝的福音的教士們則是近代知識分子的前身。然而，即使如此，即使它不惜動用和暴力手段消滅異端，基督教也從未從歐洲大地上根絕異教，即民間的原始宗教。許多基督教教堂就是依託民間祕教的舊址建立起來的，而民間祕教的偶像和聖物則在基督的十字架下堂而皇之地得以儲存，繼續享受著人們的香火和拜膜，民間的基督教教士也不得不冒褻瀆神聖之嫌，擔當一些本來由民間宗教巫師所擔當的工作，如用符水治病、主持生民增殖儀式以及祈雨、驅邪等等。
與基督教相比，漢代儒學的傳教或教育機構卻相形見絀。漢武帝採董仲舒之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述，儒學因而成為中國兩千年專制歷史上的統治階級思想。任何一個統治者都希望他的思想也能成為民眾的思想，上下一條心，使其統治在權力的保障之外再獲得精神上的認可，而且，他們（包括漢武帝）確實為此付出了不懈的努力，採取了不少措施，況且，教化人心、移風易俗，原本就是儒家之要務。但是，由於缺乏完善的學校制度，這一使命卻在漢代卻遠未完成。
董仲舒對策，在建議尊儒的同時，也主張興學，《漢書。董仲舒傳》雲：“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孝廉，皆自仲舒始。”同傳引其對策雲：“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然而，終漢之世，真正蔚為大觀的只是太學，漢志於其沿革興廢記載甚詳，而地方學校，即所謂庠序，卻少見記載，則其草草可知矣。然太學雖盛，其教育物件卻是文化精英，都是各地選拔的孝廉賢良及王侯貴胄，其教育內容雖主要是儒學，然其教學的目的卻主要是為國家行政機構培養官僚人才，而教化鄉里、崇仁化俗，卻有待於面向大眾的地方學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