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國企高管不僅僅是一個企業的領導，同時也是“高官”。他們在拿“市場化薪酬”的同時，又無須承擔市場化所帶來的競爭風險，此外，他們還享有國家幹部所擁有的政治待遇和福利待遇：可以調任、升遷;醫療實報實銷，不存在上限??
高管薪酬和“國際接軌”沒問題，高管薪酬市場化也沒問題，問題在於，這些承擔著特殊身份的“政治高管”是遵從市場化原則優勝劣汰而來的嗎?
中國式高管
全球經濟復甦的緩慢而艱難，讓易漲難跌的高管薪酬備受爭議。對肩負企業重歸繁榮艱鉅職責的企業高管們來說，是要同甘共苦，還是要加大激勵。這構成了一對矛盾，並在中國有了更富國情色彩的演繹。
在我國，國企高管同時又是“高官”，他們的薪酬設計缺乏科學的評估機制，也沒相應的監督機制。在某種程度上，他們的薪酬是自己確定的，責權沒有明晰。因此，國企高管薪酬的規範，主要任務不是限制薪水，而是明晰其身份和責權。
知名財經評論員葉檀稱，央企高管名義收入節節上升。2002年推行國企高管年薪制以來，高管年薪和職工平均工資12比1的比例逐漸拉大。國資委資料披露，2004年至2007年，國資委監管下央企高管的平均年薪分別為35萬元、43萬元、47.8萬元和55萬元，年增長14%左右。
高管年薪的天花板早已經被突破，一些央企負責人的收入為月50萬以上。按照公佈的年報，中海油、中集集團、寶鋼、中鋁年薪在100萬元以上，前兩位分別達到1，204.7萬、684.64萬。雖然這只是名義工資，但均打入公司成本。
不僅如此，一些公司管理人員眾多、國企人浮於事的通病顯現無遺。2008年中石油的員工總數約為106萬人，人均營業收入約為17萬美元;而埃克森美孚約為8萬名員工，人均創造營業收入約為553萬美元。也就是中石油32名員工的工作效率相當於埃克森美孚一名員工的工作效率。據筆者瞭解到的資訊，一些壟斷國企資金多到無處可去，除了四處挖掘投資專案以外，不斷地以發放實物、購買商業保險、繳納公積金等方式，其主要體現為高管或者職工的福利。
國有金融企業到底是企業還是政府部門?中央財經大學教授王永昌表示，如果是政府部門，高管的身份定位就應該是行政官員，財政部當然可以對自己的官員做出薪酬限制。這比較符合目前財政部的思路，不管企業好壞，高管的薪酬由財政部來決定。不過如此一來就回到了政企不分的老路上，因為對於高管來說幹好幹壞一個樣，業績好並不會增加其薪酬，這就很難調動高管的積極性。
如果將國有金融企業當成企業，那麼由政府部門來規定一個企業的高管應該拿多少錢也是不合適的。可能有人會舉出美國國會對AIG高管高薪的調查為例，來作為政府對企業高管定價的佐證。但值得注意的是，對AIG高管的調查是通過司法程式進行的，並且也主要集中在是否涉嫌欺詐獲利。這與財政部的九折限薪令是法律程式與行政命令的區別。讓行政之手遠市場，以法律之規近企業，是現代市場經濟的特徵。
據公開資料顯示，我國在改革開放初期，為便於境外投資的順利開展，允許一些國有企業採取對外以民間投資的形式，由高管人員代持國有股份。國資委成立後，國有企業逐步建立了以產權為紐帶的管理關係，但據審計署的審計調查反映，“國有企業在境外投資中，個人代持股份的有關管理關係沒有理順，存在造成國有資產流失或產權爭議的風險”。
一位央企副總告訴記者，境外企業可能是目前國有資產流失的主要渠道。“以個人代持股的境外企業，可以通過內部整合、戰略調整等方式，將集團內部資產裝入海外公司。”據記者獲悉，目前，國資委對央企境外資產的排查工作依然在進行，大多數央企已向國資委上報了個人代持境外產權的情況。此外，國資委還將對央企境外資產運營情況、資產類別、潛在風險作出全面統計。
境外國有資產目前基本是一本糊塗賬，這是國資研究領域的專家們基本認同的一個現實。繼中航油、中信泰富海外鉅虧事件後，不久前，中鐵建由於沙特輕軌專案實際工程量比合同工程量增加，虧損高達41.53億元。記者從國資委研究中心的一個內部講座中獲悉，呈現在公眾視野之內的央企海外虧損僅是境外國資虧損的冰山一角。我國境外資產雖然龐大，但由於缺乏有效監管機制，不少境外企業存在經營失誤、債務沉重、經營虧損等問題。國資委領導在內部會議批評部分央企主管“為創造政績”、“營造自己的王國”、“打造知名度”、“情況不明決心大”，盲目投資造成國有資產流失。
“鉅虧”老總不差錢
據國資委統計，截至2012年底，共有108戶央企投資涉及境外單位5，901戶，央企境外資產超過4萬億元，當年利潤佔央企利潤總額的37.7%，甚至有的企業境外專案利潤佔公司利潤的50%.一家央企的總法律顧問在中央企業法制工作座談會期間告訴記者，目前，除了五礦、華潤等少數央企外，大多數央企的境外資產的安全和增值都存在隱憂。該法律顧問還表示，近年來，央企境外資產流失已成為國資保值增值的大敵，這是國資委痛下決心規範央企境外產權的主要原因。
境外國有資產的流失情況大致分為，境外人員揮霍、浪費、攜款潛逃;未經批准在境外進行高風險投機經營造成鉅額損失;未經批准或未辦理有關法律手續，將國有資產以個人名義在外註冊;任用外籍人員不當導致國有資產流失等。此外，作為國有資產重要組成部分的資源性國有資產以及常常被人們忽略的大量隱性資產，如商標、企業信譽、專利等的流失狀況也很嚴重。
中國企業高管們的薪酬也在經歷艱難的改革過程，矛盾叢生，突出表現為薪酬與業績、風險不匹配。在國企，失去仕途晉升資格的高管，深受國有化薪酬和市場化業務構成的矛盾“夾板氣”;在民企，人們更多看到的是，一夜暴富動機下的薪酬短期化行為時時考驗著企業永續經營的基本準則;而隨著國際化的深入，不斷湧現的天價外籍高管也讓本土高管人才羨慕嫉妒恨。
造成國企高管薪酬困境的因素有多方面：國企高管來源的非市場性、國企高管薪酬資訊披露制度的不完善、國企高管薪酬決策程式的完備度欠缺、國企高管薪酬與企業業績的關聯有效性不足、國企高管的職務消費與灰色收入等。這一困境的解決需要一個漸進的過程，更需要內外部的共同努力，包括政策制度層面的支援與國企自身管理能力的提升。國企高管薪酬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