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和日本企業管理體制之間的差異一直是學者和企業家們關注的焦點。有人認為，這兩種管理模式形成和存在的根源在於兩國不同的文化。由於兩國的文化是不可移植的，因而兩國的管理體制相互之間也是不可能移植的。沿用到中國，由於中國文化的獨特性，中國應該發展具有自己特殊的管理理論，而不是用西方的管理理論來分析中國的實踐。另一派學者認為，不存在任何兩種分裂的管理理論，世界各國的管理理論應該是一個完整的整體。日本的管理實踐是在五六十年代學習美國管理經驗的基礎上形成的，因而日本的管理體制不能說完全是由日本文化決定的，只能說是在本土文化優勢的基礎上融合了美國的管理經驗，是美國模式的發展。20世紀80年代以後，美國企業也越來越注重學習日本的管理經驗。如今，日本管理體制中的團隊管理、員工參與、及時生產等管理方式也在美國企業的管理實踐中得到廣泛的應用。因此，日本和美國的管理體制並不是兩種不同的封閉的體系，而是同一體系下不同的發展模式，因而可以用統一的管理理論進行分析。目前，關於美日企業比較體制更多的是描述性研究，缺乏在統一理論框架下的嚴謹理論分析。本文運用知識和決策權匹配理論，認為美日管理體制差異的核心在於知識在組織中不同的分佈狀態，以及導致的相應的決策權分佈差異。在此基礎上，討論了美日兩國形成不同管理模式的原因，以及不同模式的適用範圍和條件。
一、知識和決策權在組織中的分佈關係
1．知識與決策權的匹配關係知識和決策權在美日兩種不同管理模式中的分佈差異一直是理論和實踐界討論的熱點問題之一。日本管理模式中的質量圈、參與管理等管理方式都強調調動員工的積極性，將企業的部分決策權下放到基層員工。而以美國為首的盎格魯撒克遜管理模式則強調職業管理者的專業決策，通過決策和行動活動的分離，將決策權控制在職業經理人手中。為什麼在不同的管理模式下會形成不同的決策權分佈體系呢？Hayek(1945)，Jensen和Meckling(1992)等人的研究表明，決策權在組織中的分佈情況主要取決於組織以通用知識還是專門知識為戰略重點，以及知識如何分佈在企業管理者和員工中。Hayek(1945)首先明確提出了經濟效率取決於決策權威和對於決策起支撐作用的知識之間的'匹配關係。他將知識分為科學知識和與特定地點和時間相關聯的知識兩種。人們一般認為科學知識才是真正的知識，而實際上市場經濟中的大部分知識表現為與特定時間和地點相關聯的知識。與特定地點和時間相關聯的知識本質上不能進入統計，並很難以統計的形式傳送到任何集中的權威那裡，因而決策者根本不會獲得有關特定時間與地點環境的知識。由於市場經濟中大多數知識是無法傳遞的，因而保證知識和決策權匹配的惟一方法是進行決策權的分解，採用分權的方式，由各個生產組織單獨決策。Jensen和Meckling(1992)進一步認為“儘管有關特定時空環境的知識不能被概括成統計數字，但它們卻能被傳送到決策機構中的其他位置。問題不在於知識能否被轉移，而是以多大的代價轉移以及是否值得轉移”。由於組織的效率取決於知識與決策權的匹配，當知識與決策權不匹配或者知識對於決策權有價值時，保證兩者的結合有兩種基本的方法：一種是將知識傳遞給有決策權的人，另一種是把決策權傳遞給擁有相關知識的人。一方面將知識傳遞給具有決策權的人的過程中，面臨著由於劣質資訊而導致的資訊成本，另一方面將決策權分配給組織中擁有相關的較多專門知識的代理人時，面臨著由於委託代理關係而產生的代理成本。一般來說，隨著集權程度的增加，資訊成本增大，委託代理成本的減少，分權程度增加，資訊成本減少，代理成本增加。組織總成本是劣質資訊導致的成本與目標不相容導致的代理成本之和，組織設計過程也就是資訊成本與代理成本之間的權衡過程。在圖1中，用曲線表示的由於缺乏資訊引起的資訊成本，在權力完全集中的時候較高，隨著權力在等級體系中向具有較多相關知識的位置分散時下降。由於目標不一致引起的代理成本，在決策權集中時較低，隨著決策權的分散相應增加。組織總成本是由缺乏資訊引起的成本和與目標不相容引起的成本之和。提高效率的關鍵在於，將決策權轉讓給某個層次上的代理人，使得缺乏資訊引起的成本和由目標不一致引起的總組織成本之和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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