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麼樣的功能就有什麼樣的作用。所謂“哲學的功能”是就哲學自身的效能而言，而“哲學的作用”則是就哲學的用途而言。其實，“哲學的功能”就是“哲學的作用”，“哲學的作用”也是就“哲學的功能”來說的，二者是同一個東西，只不過看的視角和說法不同而已（在中，“功能”和“作用”都是function）。顯然，哲學的功能與作用是多種多樣的，如果一條一條地枚舉出來，很可能是難以窮盡的，也是一篇有限的文字無法敘述的。本文作為探索哲學的功能與作用問題的系列文章之一，克就哲學的基本功能和作用之一──實踐形態與哲學功能──作一論述，以期有“引玉”之效。
一、“實踐何以可能”的問題
無疑，哲學具有實踐功能，在古今中外的哲學中都可見出哲學的實踐功能。F.培根在其《偉大的復興》、尤其是其中的《新工具》和《新大西島》等著作中，痛斥自經驗哲學當權以後，哲學就像獻身上帝的修女一樣不能生育，業已失去了實踐的功能。他高度評價和讚美古希臘哲學極富實踐的偉大品格，力倡在哲學、與實踐之間聯姻。實際上，不獨古希臘的自然哲學具有實踐的品格和實踐的功能，的古典哲學則尤其注重和講求實踐性。的新儒家哲學、馬克思主義哲學和西方的實用主義、科學哲學都強調了哲學的實踐功能。至於F.培根倡導哲學要有實踐的品格，──實際上，就是要恢復哲學的實踐功能，使哲學成為實踐的哲學，雖然不乏開風氣之功，然而他卻未能釐清實踐的基本涵義極其根據所在。其實，又何止於F.培根呢！自康德以後，幾乎很少人能思考或去思考哲學的實踐理性，所以能夠清楚明瞭實踐的真諦及其可能的根據和前提的人，真是寥若晨星。至於今，雖然有人在極力倡導實踐哲學，以大談“實踐”為樂事，然而卻不免對“實踐”擁隔久了。在此，不妨指出幾點為示。首先，有的實踐哲學未能嚴格地將“實踐”與“活動”、“勞動”概念區別開來，甚至把它們混為一談，就是一個明顯的錯誤。
其次，僅僅是把“實踐”看成是“能動地改造世界”的物質“感性活動”。 儘管把“改造世界”的方式分為“改造客觀世界（物質世界）”和“改造主觀世界（精神世界）”兩種形式，但是所謂的“改造主觀世界”，──也被稱為“世界觀的改造”，實際上只是上“灌輸知識”的代名詞。換言之，“世界觀的改造”實指“政治立場（包括階級立場和邦派立場）的轉變”，這是眾人皆知且無須諱言的事實。如此這般的“實踐”觀，早已把哲學的實踐理性變成了淺陋和庸俗的權力政治把戲的工具，“實踐”的“主觀世界”或“精神世界”的底蘊究竟“是什麼”，不是不再有人問起，就是被束之高擱，至於“道德實踐”，卻久無掛搭處了。
最後，雖然有以大談“實踐本體論”為“前衛”者，“實踐何以可能”的問題卻不在此等哲學的追問和反思之中。實踐的根據和前提業已被遮蔽了很久了！“實踐何以可能”的問題雖然涵有形而上學的設準，甚至這一問題本來就是一形而上學的問題，但是這一問題直接關係到哲學的實踐功能和作用。毫無疑問，探究哲學的實踐功能和作用，哲學實踐“何以可能”的問題是不可迴避的至關重要的問題，更何況哲學的實踐本性正就是哲學本性的顯見。因此，哲學實踐“何以可能”的問題依然是當代哲學所必須給予正視的重大問題，甚至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這一問題在當代的迫切和重要意義，比之以往的任何都遠為重大。
二、道德實踐和化的規模實踐
實踐作為具有意志和理性的人的活動來看，是由實踐主體、實踐目標、實踐物件、實踐工具和途徑等基本要素構成的。以任一個實踐的基本要素為“座標”，均可以為實踐進行定位，或對實踐進行一種描述與詮釋：“意志實踐”說或（內在）主體實踐說是從實踐的主體出發為實踐定位的；“目的實踐”論是由實踐的價值目標為審視方位來看實踐的；“（向外的）客觀實踐”論或“（物質）感性活動”論是居於實踐的外在物件而立的；“工具實踐”論或“手段實踐”論則是在以實踐技術手段、工具和途徑為中心的基礎上展開的。這些實踐論雖然各有其所持的真理，它們對實踐的詮表也自有其“解釋學情景”，並各有千秋，但是相比較而言，“意志實踐”說或（內在）主體實踐說更能切進和把著實踐的本意。對實踐的描述、詮釋和定位不能只停留於靜態的實踐結構上，還須再轉進一步，從動態的實踐過程來考察。這樣，就要求回到“實踐何以可能”的問題上來，也就是說，必須把實踐的根據和前提揭示出來。因此，正如牟宗三先生所指出的那樣，“人的實踐不能不透視到意志的善惡上”來[1]。他把實踐區分為“意志上的”實踐和“上的”實踐 [2]，強調處理實踐問題要從“意志（上）的”實踐下手。“意志的”實踐是形而上地說，“方法的”實踐是形而下地說，這一區分就是實踐的分別說；把二者聯通起來，讓“意志的”實踐貫穿在“方法的”實踐中，使二者成為統一的實踐形態，就是實踐的合一說。把實踐問題分成不同的層級來解決，的確非常重要。因為實踐並不完全是機械的物質“感性活動”的實踐，更不是自發的（原始本能的）“勞動”，而是具有意志和理性的實踐並且首先就是意志的實踐。如果離開了人的意志（自由）和理性（作用），那麼實踐便不成其為實踐。為什麼不把動物（此處不包括人）的行為活動稱為“實踐”呢？那是因為除了人以外，一切動物均無意志和理性。唯一隻有具有意志和理性的人在其一切活動中能識別善與惡，辨明是與非、分清權力與責任，且能為其活動進行價值上的定位，從而決定實踐的方向。洛斯基指出：“確定自由活動者能給世界加進些什麼，就是說，內容不是由其行為方式來決定，而是按照其本質以自由性質表現出來，這不外乎兩條行為道路──上升的為善之路和下降的作惡之路。” [3]因此，簡單地說，實踐是“自由”的，不是“自然”的；是有“價值”的，不是純“事實”的。在這個意義上，實踐必然是意志的且首先是意志的。這樣，問題就被集中到實踐的主體、即“意志主體”上來。換言之，實踐必須以實踐主體的意志自由為前提和根據。自由意志或意志自由決定和從根本上保證了人之所以為人，人之不同於禽獸而配享有人權。（迄今為止，自由意志的問題一直是哲學中的重大問題，同時也是一個分爭不休問題。顯然，本文肯定個人意志的存在，但是在此只能點到為止，深論則俟有另文。）洛斯基把個人的意志自由區分為消極的“否定的自由”或“形式自由”與“積極的實質自由”[4]，並作了這樣一個深刻而精闢的提示：“人的奴役就在於他們理應得到的積極的實質自由喪失了，然而卻保持著形式的意志自由”[5]。由此不難看出,人的自由意志是人做人和所以“立”的根據與前提，因而也就是人的實踐的根據與前提或曰條件。在此根據與前提之下，實踐表現為“道德實踐”的形態且必然表現為“道德實踐”的形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