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患和諧是醫學和醫患人倫關係的本質要求。基於小農經濟、宗法制度和“熟人社會”的社會格局，深受儒家“仁學”經典思想的影響，在“父權主義”醫患關係模式中，中國古代的醫患和諧思想散見於中國傳統醫德思想之中，主要體現在強調醫生自身道德修養、自我規範以及醫生對患者的責任義務等方面。梳理和探析這些思想，有助於當代和諧的醫患關係的構建。
一、人命至重，濟世活人:醫患和諧的最高準則
尊重生命和保護生命是一條至上原則，因為“任何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生命的尊嚴和價值始終是人類終極追求的至善目標。
1.醫者應做到對患者生命的尊重和珍愛。醫學作為一門充滿人性的至仁科學，“救人生命”、“濟世活人”同樣成為醫德思想的核心所在，醫患和諧的最高準則。《黃帝內經》指出:“天覆地載，萬物悉備，莫貴於人”。唐代大醫學家孫思邀認為:“人命至重，有貴千金，一方濟之，德逾於此”(《備急千金要方·大醫精誠》)。晉代醫學大家王叔和在恤經》序中寫道:“醫藥為用，性命所繫。”宋朝林通說:“無恆德者，不可以為醫，醫生乃人命生死之所繫”c+省心靈·論醫》)。金代劉完素指出:“夫醫道者，以濟世為良，以愈疾為善”(《素問病機氣宜保命集自序》)。《太平聖惠方卷第一》中則寫道:“道符濟國，志在救人也”。明代龔廷賢在《萬病回春·病家十要》中也說:“醫道，古稱仙道，原為活人”;“醫者，生人之術也”。這實際說明了醫生對患者生命尊重、珍愛和醫患和諧道德價值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落實到從醫實踐中，就是要求醫生必須做到“濟世活人，誓願普救含靈之苦”和“以患為本，人命至重”。
2.病家的惜生之道有利於醫患關係的和諧共生。在診療過程中，患者與醫生合作的自覺程度也是醫患和諧的關鍵所在，患者“我命在我，不在於天”(南朝陶弘景《養性延命錄》)的情志配合乃至道德修養，理應成為病家應有的生命態度。否則，就可能像扁鵲所指出的“輕身重財”那樣以致疾病難治。所以，明代龔廷賢在《萬病回春·病家十要》中懇切地對病家說:“勿惜費，惜之何謂，請問君家，命財孰貴?’’可見，病家的惜生之道，自然有利於疾病治癒的配合促進和醫患關係的和諧共生。
二、醫者慈仁，患不猜鄙:醫患和諧的內在要求
關於醫患關係，宋代寇宗爽在側草衍義》中曾語重心長地說:“醫不慈仁，病者猜鄙，二理交馳，於病何益?由是言之，醫者不可不慈仁，不慈仁則招非;病者不可猜鄙，猜鄙則招禍。惟賢者洞達物情，各就安樂，亦治病之一說(悅)耳。’，可見，醫者慈仁，患不猜鄙是醫患和諧的內在要求。
.基於慈仁、愛人的“仁”是從醫者最基本的品德要求。中國自古就有“儒醫同道”之說，“不為良相，便為良醫”成為許多讀書人的理想追求。歷代多有文士躋身醫道，以致有“儒醫”之稱。早在百家爭鳴的先秦時代，儒家的“仁”學就開始向醫學道德滲透，無數懸壺濟世的“蒼生大醫”從中汲取營養，留下了“杏林春暖”、“橘井留香”、“一針二命”等千古佳話。《黃帝內經》即把醫學作為普渡眾生的美好願望，其《靈樞·師褂曰:“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無病，上下和親，德澤下流，子孫無憂，傳於後世，無有終時。”南齊陽泉在《物理論·論醫》中更是明確指出:“夫醫者，非仁愛之士，不可託也，非聰明理達，不可任也;非廉潔淳良，不可信也。”清代潘揖引陸宣公曰:“醫以活人為心，故曰醫乃仁術”。清代喻昌在《醫門法律》中指出:“醫，仁術也……視人猶己，問其所苦，自無不到之處”。可見，基於慈仁、愛人的“仁”實際上就是儒醫的精神實質，從醫者最基本的品德要求。
2.古代醫家也格外重視患者對醫生的態度。在就醫過程中患者對醫生是否信任直接影響到診治的效果。扁鵲就曾提出:“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司馬遷《史記·扁鵲倉公列傳》)。明代醫家龔廷賢在《萬病回春·病家十要》中同樣指出:“九莫信邪，信之則差，異端進語，惑亂人家”。針對患者是否如實相告病情，蘇軾也曾首先指出:“士大夫多祕其所患而求診，以驗醫之能否，使索病於冥漠之中。辨虛實冷熱於疑似之間醫不幸而失，終不肯自謂失也，則巧飾掩非，以全其名至於不救，則曰:是固難治也。”(《東坡全集》卷七十《求醫診脈》)。換言之，患者只有在信任的基礎上，理共同體。至親之想，普同一等就是對“人之為人”的“人”的尊重，體現為最基本的人道精神和平等意蘊，是醫患和諧的基本前提。
1.中國古代醫者普同一等的思維模式。在儒家“仁學”經典思想的影響下，中國古代醫家在“施仁愛”、“行仁術”的診療過程中，常常傾向於“急病人之所急”的“推己及人”思維模式，實踐“仁”的基本內涵。孫思邀在《備急千金要方·大醫精誠》中說:“若有疾厄來求救者，不得問其貴賤貧富，長幼妍蛋，怨親善友，華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親之想”，“見彼苦惱，若己有之，身心悽槍。勿避，晝夜、寒暑、飢渴、疲勞，一心赴救，無作功夫形跡之心”。這就要求醫生對患者應該不論美醜，貧富，長幼，民族等一律平等，一視同仁，把病人看作自己的親人一樣。南宋醫著《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中同樣要求醫生“貧富用心皆一，貴賤施藥無別。>' }3}另據建寧府志載，宋代醫生張柄，治病救人，“無問貴賤，有渴必往視之，全活甚多”。據蘇州府志載，元末明初的名醫劉勉曾任太醫，其“生平視病者平等如一”，他說，“富者我不貪其財，貧者我不厭其求”。
2.中國古代名醫至親之想的行醫規範。清代名醫費伯雄也說:“我欲有疾，望醫之相救者如何?我之父母妻子有疾，望醫之相救者如何?易地以觀則利心自淡矣!”清代名醫王孟英說得更為全面:“醫以活人為心，視人之病，猶己之病，凡有求治，當不救焚拯溺，風雨寒暑勿避，遠近晨夜勿拘，貴賤貧富好惡親疏勿問，即其病不可治，亦須竭心力以圖萬一之可生。在封建社會，我國古代醫家能有這種用心皆一、普同一等的行醫規範和把患者當作親人式的醫患關係是何等可貴。
三、誠意正心，重義輕利:醫患和諧的關鍵所在
《禮記·中庸》雲:“誠之者，人之道也。”朱熹注:“誠之者，未能真實無妄而欲其真實無妄之稱城診或如實告知病情，並按醫囑服藥和調節生活起居，療才會準確有效。如若病家是“拘於鬼神者”人事之當然也。”作為中國傳統優秀道德，”是個體德性的內在實有。“誠意正心，重義“病不許治者”，諱疾忌醫、拒絕配合，不信醫生，或對治療失去信心，則“不可與言至德”、“病必不治，治之無功矣”(《素問·五藏別論》)。
四、至親之想，普同一等:
醫患和諧的基本前提 醫患關係的指向理應是一種“為人之道”，而非僅僅是一種“為學之器”，是為了一個共同的價值目標—戰勝疾病、維繫健康達成道德共識的倫輕利”、“淳良廉潔，不唯名利”同樣是中國古代醫家的基本價值取向，是醫患和諧的.關鍵所在。
利用醫術索取錢財的人，歷來為醫家們所不齒。東漢名醫張仲景在釗寒雜病淪序言中強調醫生必須要多為患者著想，反對“竟逐榮勢，企踵權豪，孜孜汲汲，唯名利是務”。孫思邀《大醫精誠》告誡醫家:“不得恃己所長，專心經略財物，但作救苦之心，於冥運道中，自感多福者耳”。宋代名醫劉防曾說“未醫彼病，先醫我心”，體現了為醫之人的道德自覺。南宋醫著釗、兒衛生總微論方》指出:“凡為醫之道，必先正己，然後正物。正己者，謂能明理以盡術也。正物者，謂能用藥以對病也。”口〕明代陳實功在《外科正宗·醫家五戒十要》中告誡為醫者“三戒圖財貪利”。清代醫學家徐大椿在《醫學源流論·醫家論》中說:“醫者能正其心術，雖學不足，猶不至於害人。”清《吳鞠通行醫記寫道:“良醫處世，不矜名，不計利，此為立德”。清代名醫費伯雄更是明確指出:“為救人而學醫則可，為謀利而學醫則不可。在這種醫家重義輕利，充分考慮患者利益，患者對醫生充滿崇敬、信賴的“一對一”診療格局中，古代形成了和諧的醫患關係。五、謙和恭謹，體貼病人:醫患和諧的應有之義 希波克拉底有句名言:“知道患者是什麼樣的人，比知道他患有什麼樣的病更為重要。”患者就醫的過程很大程度上就是個帶有認識和情感色彩的自我評價與體驗過程。醫生對病人及醫生自己的角色的情感認同深深地影響著診斷、手術和與病人交流的方式。可見，謙和恭謹，體貼病人是醫患和諧的應有之義。
橫帝內經·靈樞·師傳》曰:“入國問俗，入家問諱，上堂問禮，臨病人問所便”以“順其志”。《素問·寶命全形論》也把“治神”列為治病“五法”之首務，提出“凡刺之真，必先治神”，強調醫生在診療時要體貼病人，掌握病人的心理動態，耐心與病人交流，若能做到“經氣已至，慎守勿失，深淺在志，遠近若一，如臨深淵，手如握虎，神無營於眾物”，即可取得“和之者若響，隨之者若影”的治療效果。孫思邀同樣要求醫生要做到“善言不離口，亂想勿經心，常以深心至誠恭謹於物。”(杆.金要方·道林養另據宋鐮《故丹溪先生朱公石表辭》記載，金元時期著名的醫家朱丹溪醫術高明，“四方以疾迎候者無虛日，先生無不既往，雖雨雪載途，亦不為止”，朱丹溪說“疾者度刻如歲，而欲自逸耶?”因體恤到病家的苦痛，所以能風雨兼程、一心赴救。清代喻昌在《醫門法布)>中指出:“古人‘閉戶塞精，系之病者，數問其情，以從其意’，誠以得其歡心，則問者不覺煩，病者不覺厭，庶可享求本末，而治無誤也”。清代醫家石成金在所撰《長生祕訣》一書中也說:“人之性氣學問，須用意涵養，必至深沉和平，乃為至妙。若夫言語鋒芒太露，更加聲色俱厲，未有不種世怨者。大抵和氣涵於內，則悅容現於面，而婉言出於口矣。所謂和者，非獨卑幼敬尊長，凡一切待人接物，皆宜守此。予有二語曰:和顏悅色、低聲下氣。真處世保身至祕之法，時刻不可離也。”換言之，醫生對病人一定要“舉乃和柔、無自妄尊”，細心體貼，以禮相待，切忌疾顏厲色和高聲惡語。這也說明了古代醫家在與患者交往時所具有的尊重自覺和關懷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