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社會主義制度下的農業政策具有調節農村生產關係、自覺運用農業經濟規律、維護農民整體的長遠利益、促進科技發展等多重作用。當前，應當加強擴大農業規模經營、調整農業產業結構、完善農業巨集觀調控、提高農民收入等政策研究，加快農業現代化步伐。
關鍵詞 ：農業政策重要性 發展研究
新中國的農業經濟建設是以半封建的農村生產關係為起點的，它具有分散性、落後性、勞動生產率低等特點。中國革命的勝利解放了農村生產力，建立起完全新型的農村生產關係。要使中國農業迅速進入現代農業的執行軌道，一靠政策，二靠科學，三靠投入。其中政策處於首要地位。
（一）
回顧新中國農業發展史，每一個成就的取得都是正確政策引導的結果。
1950年，國家頒佈《土地改革法》，根據形勢的發展對1947年制定的《土地法大綱》作了重大修改：第一，對富農由徵收多餘土地財產改為保留富農經濟；第二，小土地出租者的土地，只要未超過當地人均佔有土地的一倍，可不徵收；第三，對地主，除沒收他們的土地、耕畜、農具、多餘的糧食及其在鄉村中多餘的房屋之外，其他財產不予沒收；第四，城市郊區土改後沒收的土地，一律歸國家所有。同時，對少數民族、華僑等特殊土地問題，作出了比較靈活的規定。
符合當時實際國情的正確政策受到輿論的一致擁護，迅速促成了農村最廣泛的統一戰線。它不但使土改工作進行得既迅速又徹底，而且保證了農業生產在這場翻天覆地的社會大變革中，不但沒有受到損害，而且有了很大的增長。1950年至1952年，農業總產值各年分別比上年增長17.8％、9.4％、15.2％。這是世界農業經濟史上的奇蹟。
1953年，國家開始通過政策引導農民走社會主義的互助合作道路。當時採取“積極引導、穩步前進”的方針、以“自願互利、典型示範、國家幫助”為原則。同時規定不得侵犯中農利益，對富農經濟則採取從限制到逐步消滅，即把消滅剝削階級同改造剝削分子結合起來。而國家則在技術、財政、經營管理、產銷服務等多方面給農業合作化有力的支援。
這些政策措施完全符合農民的覺悟程度和生產力發展狀況，從而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促成了1956年農業合作化高潮的到來，創造性地開闢了一條適合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道路。拿1957年與1952年相比較，糧食產量增長19％，棉花產量增長26％，分別比解放前最高年產量增長33％、93％。同時，5年內全國擴大耕地面積5867畝，農用拖拉機增長12.3倍，生豬存欄數增長62.3％，水產總量增長87％，水利、林業建設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大發展。
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我黨果斷地在農村廢除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管理體制，逐步推行以家庭聯產承包為主體的農業生產責任制和統分結合的經營管理體制，還土地使用權和生產經營管理權於農民，這一政策使農民群眾內在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迸發了出來，使中國農業經濟發展再次形成高潮，取得了舉世公認的“魔術般”奇蹟。農村改革開放16年，我國糧食產量由1978年的30477萬噸增長到1994年的44450萬噸；棉花由216.7萬噸增長到425萬噸；油料由521.8萬噸增長到1984萬噸；豬牛羊肉由856.3萬噸增加到3670萬噸；水產品由466萬噸增長到2098萬噸。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成功和農業經濟的持續增長，為全國經濟體制的改革和綜合國力的迅速增強打下了紮實的基礎。
我們也嘗過政策失誤給農業生產帶來的苦果。例如：1958年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是不顧客觀實際可能，急於求成的“左”的思想的產物。這次政策失誤導致農業總產值由1957年的537億元下降為1960年的415億元（按不變價格計算），降幅22.7％。同期，糧食產量下降26.4％，總產量還低於1951年的水平，棉花產量下降35.2％，油料產量下降54.8％，生豬存欄數下降43.6％。農業經濟的倒退當然與嚴重的自然災害有關，但從根本上說，問題還是出在“左”的政策上，據統計，1959年受災農田2億畝，糧食減產200—300億斤，1960年成災農田3.7億畝，糧食減產300—400億斤，這個數字雖然不小，但在全國糧食減產總數中只佔三分之一左右。當時，大量呼叫農村青年勞動力，一平二調、高徵購（從1957年至1960年，糧食徵購佔產量比重由24.6％增加到35.6％）等措施，違背了農業經濟發展規律，導致了實踐中的事與願違。儘管國家用於農業投入的資金由1957年的12.7億元增加到1960年的49.9億元，佔全國經濟建設投資比重由9.2％上升到13％，拖拉機、化肥等支農工業也有很大發展，但是，工業建設發展過快過急，嚴重地擠了農業。1957年，我國工業與農業產值比重為5.7：4.3，1960年變為8：2。農業經濟的削弱迅速導致了整個國民經濟的全域性性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