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摘要]“合理性”在現代語境中是一個含義複雜的概念，它可以被理解為“合乎理性”，也可以被理解為“合情合理”。在韋伯的“合理性”論述中，既有對現代性的充分認同，也有對現代性發展的危機意識，即人們對理性單向度的過分強調，而這種對理性單向度的強調會使理性走向它的反面。從表徵上的“合理性”邁向實質上的“非合理性”，其最終結果是現代性及其合理性的瓦解。．
“現代性”是一個巨集大的術語，它涵蓋近代資產階級的社會實踐在文化、政治、意識等各個領域的表現。而“理性”則是現代性的核心，它促生了主體性意識，產生了現代資本主義的自由、平等、博愛等價值觀念，同時它也是韋伯現代性思想的核心術語。合理性和非合理性，在韋伯整體合理性理論中佔有重要的地位，這兩個看似矛盾的概念，卻又實為一體，共生於合理性的本質之中。本文力圖梳理韋伯現代性理論中的“合理性”和“非合理性”因素，並把握韋伯的現代性思想及其對現代社會發展的預期。
一、韋伯的現代性及其合理性
韋伯的現代性思想同其生活的社會背景息息相關。韋伯主要生活於資本主義從“自由時期”向“壟斷時期”的過渡階段。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由於壟斷資本主義的產生和日益加劇，自由競爭時代所建立起來的市場交換法則顯得軟弱無力，科學技術的發展和商業精神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物質生產方面創造出越來越多的人間奇蹟，但與此相伴的卻是人們精神世界的意義和價值的逐步淪落和喪失。正是在這種背景下，韋伯闡述了他的現代性思想。韋伯在《以學術為業》中指出：“我們這個時代，因為它所獨有的理性化和理智化，最主要的是因為世界已被除魅，它的命運便是，那些終極的、最高貴的價值，已從公共生活中銷聲匿跡，它們或者遁入神祕生活的超驗領域，或者走進了個人之間直接的私人交往的友愛之中。”[1這段論述集中地表現了韋伯的現代性思想。
作為現代性的核心，“理性”在哲學史上被使用得更早，被討論得更充分。而“合理性”概念則是馬克斯·韋伯在社會學上的首創，其根源在於對黑格爾“理性”(vernunft)概念的改造。“合理性”首先就被理解為“合乎理性”。事實上，當韋伯開始使用“合理性”一詞時，也是想表明，現代社會形成過程就是由理性的人們按照理性的(即確定的和普遍的，而非隨意的和特殊的)觀念進行建設的過程，所以也稱之為“理性化”或“合理性化”(rationalization)過程。韋伯現代性的合理性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文化層面的合理性
在韋伯那裡，文化的理性化是指世界的“祛魅”，即宗教世界觀圖景的消除和世俗文化的產生過程，它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價值領域。正如哈貝馬斯所總結的：“韋伯把那種除魅過程描述為‘理性的’，該過程在歐洲導致了宗教世界觀的瓦解，並從中產生出世俗文化”。[2]在傳統的經濟倫理中，財富是不公平的象徵，財富的追求就是對他人的掠奪，沒有合法性。但是在清教徒看來，財富的獲得是榮耀上帝的手段，對財富的積累就是對神所分派的家業的管理，信徒必須善於經營，使其繁榮，這樣追求財富就有了其獨立的合法性，儘量的賺錢並非為了享樂人生，而是目的的本身，[1]而且職位的更替也是在尋求更合乎神意的安排。同時，基督教的禁慾思想產生了以職務觀念為基礎的生活態度，這種合理的生活態度是資本主義精神的基本構成。但是，由於財富的積累和對經濟生活合理化的要求，宗教的根基在逐漸枯萎，人們對天國和上帝的追從變成了一種職業道德和倫理，功利主義主導下的經濟理性佔據了上風，新教的禁慾主義完成了解除巫術的過程，同時也喪失了與經濟生活的內在聯絡，這樣，新教倫理的禁慾思想促成了資本主義的精神。同韋伯的觀點相異，舍勒認為，不是新教倫理的禁慾思想促成了資本主義精神，而是怨恨心態作為宗教改革者的原動力推進了現代資本主義精神的形成。[3]“(資本主義精神的人)由於內在的、形而上學的無依無靠感而投身外部事物的洪流，這在加爾文主義型別之人身上可以找到最純潔的表徵，宗教——形而上學的絕望以及對世界和文化日益強烈的怨恨和人對人的根本不信任具有強大的心理力量，這一切恰是加爾文主義中資本主義精神的根子。人對人的不信任以純然‘孤獨的靈魂及其與上帝之關係’為口實，摧毀了一切團契共同體，最終把人的一切聯結紐帶引向外在法律契約和利益組合”oE4]除了宗教，韋伯還分析了建築的理性化和道德的'理性化等，並重點闡述了音樂的理性化，包括音樂樂理層面的理性化、音樂樂器層面的理性化以及音樂理性化的社會因素和承攜者。
(二)經濟層面的合理性
韋伯認為，經濟理性集中體現在資本主義企業的經營管理上，合理的資本計算和經營是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在韋伯看來，在東方，商業組織只是家族內部的事情，故無計算的必要，然而西方商業組織的發展，非家族成員的商業組織成為普遍的現象，隨著貿易額度的擴大，商業由集體經營之後，各種計算就必須以正確的複式簿記來整理，以精細計算非家族商業組織成員的利潤。同時，由於市場的自由化發展，依靠資本計算形式的貨幣計算成為企業經營的必要條件。最後，出現企業和家計的分離，使合理的資本計算成為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經濟基礎，計算越是精確，資本主義的理性化程度就越高，形成形式上自由勞動的合理資本主義組織，這是現代西方的獨特現象，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則只有一些跡象。它在技術上充分利用科學知識，依賴現代科學，尤其是以數學及以準確而又合理的實驗為基礎的自然科學。韋伯認為，這一切都離不開理性的作用，都是理性化的表現。
(三)組織制度層面的合理性
科層制是組織制度合理化的最突出體現，在韋伯眼裡，在國家機構的諸構成部分中，官僚體制集中地體現出理性化的特點，官僚體制是最符合理性要求的行政管理型別。因此，行政理性化的顯著特徵就是官僚體制化，“官僚體制的行政管理意味著根據知識進行統治，這是它所固有的特別合理的基本性質”。[1]‘‘純粹的官僚體制的行政管理，即官僚體制集權主義的、採用檔案制度的行政管理，精確、穩定、有紀律、嚴肅緊張和可靠，也就是說，對於統治者和有關的人員來說，言而有信，勞動效益強度大和範圍廣，形式上可以應用於一切任務，純粹從技術上看可以達到最高的完善程度，在所有這些意義上是實施統治形式上最合理的形式”。[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