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自媒體的蓬勃發展和普及，傳播專業技能與資訊釋出權逐漸被“平權化”，新聞傳播專業教育因而受到更多衝擊和挑戰。為了培養適應媒介融合時代更為“高精專”的新聞傳播人才，國內外新聞院校在實踐教學方式方面不斷進行變革。
一、新聞傳播實踐教學的形式
（一）課程、活動及比賽
一般來說，實踐教學可分為課內與課外兩種形式。我們通過統計國內外138所新聞院校網站所展示的學生作品專案發現，在國外院校162項作品專案與中國院校212項作品專案中，佔比最大的是課程作品（均超過50%），活動作品略少於課堂作品（佔30%-40%），比賽作品的比例偏小（低於20%）。這說明，課程實踐教學仍是各新聞院校最為普遍的教學形式。課程實踐教學實際上是“擬態”授課，即通過具體的新聞傳播議題模擬媒體工作環境，教師組織學生完成新聞產品的生產；課外實踐教學的形式則更為多樣，除了大多數新聞院校要求的校外實踐外（國內院校通常強制要求為一個學期），更鼓勵學生結合興趣參與校內外實踐活動或專業比賽。
（二）學生媒體社團
以興趣小組、傳播內容等原則設立的學生媒體社團，不受課程、年級與專業方向限制，更利於個人特長髮揮，也更有利於激勵學生的自主性，因此容易出實踐成果；組織得好的社團甚至將其做成品牌工作室，在校內外承接業務。通過對比發現，中國大陸開設學生媒體社團的新聞院校比例低於美國院校，且大大低於中國港、臺地區的院校（見圖一）。由於是學生自發組織，大多數新聞院校對媒體社團疏於管理；而活躍度強、品牌傳承度好、存活率高的媒體社團，往往出自於注重社團管理的新聞院校——他們在學院網站建立集中展示平臺，或特闢專區以作社團活動宣傳之用。
（三）自辦實踐媒體
美國實踐教學“密蘇里模式”的核心理念是在現實的專業機構內實踐，且學院為學生提供校內的媒體實踐基地。“學院自創辦開始，就把創辦真正的媒體（realmedia）作為同教學一樣重要甚至更為重要的舉措……通過與真實媒體的零距離接觸尤其是實務操作，密蘇里新聞學院的學生畢業後即可在實踐中獨當一面。”①這一教學模式的影響範圍很大，連強調通識教育（generaleducation）的威斯康星大學的新聞與大眾傳播學院也辦有學生實踐媒體《獾州人先驅報》（BadgerHernald）和WSUM電臺。通過對比不難發現（見圖二），中國大陸與美國院校自辦實踐媒體的比例持平，甚至略超過國外總體的水平，可見中國大陸新聞傳播教育較多以“密蘇里模式”為範本；港、臺地區院校受此影響則更深。相較而言，英國高校的新聞傳播學教育更偏重思辨式教學，鼓勵學生的獨立性與批判精神，在所調查的國家和地區中開展實踐教學的院校比例最低。
從課堂模擬到課外較為鬆散的社團活動，再發展到有固定名稱、固定生產週期和固定組織架構的媒體機構，無疑，實踐教學的較好形式是在真實的媒體現場完成教學，自辦實踐媒體應當是較為理想的實踐教學方式。
二、國內外實踐教學的差異性對比
我們對國內外新聞院校採納實踐教學的個案進行具體調查，總結出三個方面的差異。
（一）媒體社會化程度
根據各高校自辦實踐媒體的報道議題分析，我們發現媒體的社會化程度存在較大差距（見圖三）。中國大陸多為校園媒體，報道議題集中於校園事件，受眾面較窄。而國外及港臺地區多為社群媒體，報道議題排首位的是本地新聞，校園新聞只是其中的一個報道板塊。因而，優秀的自辦實踐媒體成為社群新聞的主力報道者，受眾面更廣。例如，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所辦的KBIA電臺的聽眾超過4萬人，《Vox雜誌》網路版每週有2萬獨立訪問量，印刷版周發行量是1萬份。②
注：新聞院校自辦實踐媒體的總樣本量為美國45家，英國6家，加拿大6家，澳新9家，國外總計66家；中國大陸41家，中國港、臺地區33家。
不過國內媒體的社會化程度正在逐步提升，出現了不少亮點。如北京大學創意產業研究中心創辦的微博賬號@北大新媒體，以新媒體前沿資訊為特色，粉絲數目前已近35萬，且粉絲群覆蓋各大有名的網際網路公司，同名網站的PR值（全稱為PageRank，是谷歌用於測評一個網頁“重要性”的一種方法，7到10級表明網站非常受歡迎）為7級，其社會影響力與中型專業媒體不相上下。又如，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新聞與傳播系的《青春報》因對新聞熱點的跟蹤使其廣受好評，同名微信訂閱號推送的記者採訪手記的媒體轉載率極高，像《歸來》電影專題中的專訪作家嚴歌苓、對話報道“文姚戀”的記者卓偉等的媒體轉載率就較高。③
（二）媒體融合趨勢
為順應媒介融合趨勢的發展，各新聞院校在實踐教學中也越來越注重“融合新聞傳播教育”，即新聞傳播教育因應媒介融合的新形勢，遵循博雅教育的理念，打破原有的以媒介形態為特徵的學科壁壘，用帶有媒介普遍規律的知識點進行教學的一種教育理念與方法。④儘管許多新聞院校仍按照傳統專業方向設定課程體系，但在實踐教學環節卻越來越普遍要求學生具有跨媒體的工作能力。我們統計了各新聞院校所開通的學生全媒體作品平臺，發現這部分高校所佔的中國大陸相關高校比例與美國比例相當，稍低於港臺地區水平（見圖一）。
具體而言，中國大陸新聞院校大多以新聞傳播實踐教學中心為依託建構全媒體平臺的實踐工作坊，以此培養全能型新聞傳播人才。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是國內跨媒體實踐教學的範本。2005年學院自辦跨媒體實踐平臺“接力傳媒”，下轄報紙、網站、廣播電視與廣告工作坊等；2008年開設跨媒體實踐課程，要求學生兩個學期不能選擇同一個專業教師開設的工作坊，以此保證學生可以在不同領域進行實踐鍛鍊。
與之對照，國外院校的媒體融合實踐更為先鋒，通過強化新媒體技能以實現更廣和更多型別媒體的融合。美國密歇根州立大學傳播藝術與科學學院的“媒體沙盒”（MediaSandbox），是集電影藝術、新聞、廣告和遊戲開發於一體的跨媒體整合專案，要求學生額外掌握圖表設計、網頁設計、App開發、視覺傳播、3D動畫等新媒體技能；其學生作品按照傳播內容表現形式分為資訊製圖、攝影、網頁設計、視訊、平面設計與電子遊戲設計等六大平臺，融合特色更為鮮明。⑤
（三）新媒體轉型開發
經過比較我們發現，國外自辦實踐媒體同其他社會媒體一樣，很早就開始向新媒體轉型，比如報紙網站已經發展成形，印刷版發行量相對在萎縮，因而國外自辦實踐媒體的型別以網站和廣播電臺居多；而中國大陸自辦實踐媒體稍滯後於媒介融合發展的趨勢，報刊等傳統媒體仍佔較大比重（見表一）。但印刷成本高漲、受眾流失及出版週期延長等傳播環境的變遷，依然會衝擊校園媒體的生存。那麼，利用社交平臺推廣媒體品牌和報道內容，不失為校園媒體應對新媒體挑戰和擴充套件受眾群體的有效路徑。經統計，中國大陸有18所新聞院校共創辦了41家實踐媒體，其中16家實踐媒體開設了24個同名微博公眾賬號或微信訂閱號。這些同名賬號在社交網站的表現相當活躍，釋出頻次遠遠超出其依託的原有媒體，突破了傳統媒體有限的報道容量。
三、媒介融合時代中國大陸實踐教學的新轉機
中國大陸新聞院校實踐教學在以上三方面與國外及港、臺地區的差距，部分是因為客觀辦學條件不足造成的。中國大陸無法完全複製國外或港、臺地區模式，特別是對辦學條件和社會資源都無法與“985”綜合型大學相比的普通院校而言。但媒介融合時代也帶來了一些新的轉機，有利於提升新聞傳播教育的整體水平。
首先，以網路平臺整合全媒體實踐，降低自辦媒體成本。對於起步較晚的新聞院校而言，開展實踐教學的首選媒體是網站。因為高校的網路服務平臺一般是免費的，新聞院校搭載校園網路可以輕而易舉建立小而全的全媒體實踐管理平臺，更適用於培養媒介融合時代的“揹包記者”。例如，西南科技大學新聞系自辦媒體“龍新網”，下轄報紙、雜誌、電視與電臺四家媒體，是全系學生的課餘實踐媒體。而龍新網作為統一管理平臺，除了推送四家媒體的新聞產品外，還承擔收集學生作業、師生互動教學以及整合教學資源的功能。通過採訪我們瞭解到，由於學生實踐是學業要求，除了少量印刷成本外，龍新網的運營成本極低。另外，媒體實踐平臺既展現了學生風采，又發揮了宣傳功能，利於吸引優秀生源和推薦學生就業。
其次，社交媒體平臺讓學生媒體得以走出校園。過去學生媒體的社會化程度低，是因為熱點事件的採訪資源被社會媒體壟斷，學生難以獲取採訪機會。社交媒體平臺發展之後，人際關係被分享，採訪資源不再遙不可及。通過社交媒體建立和積累有效的人脈渠道，遇到熱點事件就可以快速順藤摸瓜聯絡到採訪物件。例如，中國青年政治學院《青春報》的報道經常追訪熱點新聞的媒體報道者，而每一個媒體報道者都擁有一個“朋友圈”；通過不斷採訪媒體報道者，抓取其各個“朋友圈”內的關鍵人物，就可以獲取嚴歌苓、卓偉等的聯絡方式。
最後，新媒體加強了校際間的教學交流，使整個新聞傳播學的教育生態更健康。通過對全球新聞院校網站的調研，我們發現越來越多的高校注重其在新媒體平臺的自我傳播，高校網站的功能朝著服務教學、交流資源、形象宣傳等多元化發展。新媒體成為高校相互瞭解辦學特色、相互學習教學經驗的第一視窗，有些實踐新媒體也為校際優秀生源交換開闢了新渠道。比如，中山大學傳播與設計學院曾與財新網合作開設過一個學生新聞部落格“胡舒立·我們網”，該網站大量的博文徵集自全國及海內外高校不同專業的學子，長期表現優秀的學子還獲得了去“財新傳媒”等一流媒體實習的機會。⑥當今，新聞傳播學教育重視培養複合型人才，許多學校鼓勵學生至少具備一門其他方向的專業基礎知識。比如中國政法大學新聞傳播學院要求學生必修法學基礎課程，同時也向全校其他院系學生開放新聞專業輔修課程，但這種複合型人才的培養口徑仍侷限在校內。“我們網”利用新媒體的傳播優勢將培養口徑擴充套件至海內外各高校各專業，這實際上是有利於中山大學吸納優秀生源的。從長遠看，如果各新聞院校通過新媒體平臺開放更多的實踐教學，新聞傳播教育的行業交流必然會得到加強，是利於整個教育環境改善的。
四、中國大陸新聞院系實踐教學需要解決的問題
（一）學生記者身份問題
鼓勵學生走出校園報道社會議題，必然會面臨採訪物件對其身份進行認定的問題。由於學生正處於職業培訓之中，並不具備完備的記者資質；如果學生及指導教師對其身份的認定出現偏差，可能會導致報道結果的負面影響。
美國新聞實踐教育中就發生過一宗關於學生身份的倫理案件。西北大學梅迪爾新聞學院1999年曾成立一個由大衛·普羅泰斯（DavidProtess）教授指導的.調查新聞專案“無辜計劃”（InnocenceProject），重新調查伊利諾伊州謀殺案中是否有人被誤判。這個專案幫助了十多位人士洗冤，並受到媒體廣泛盛譽。但2008-2009年間，在一宗謀殺案的上訴案件中，公訴人批評為此案調查的普羅泰斯教授和學生違反倫理界限，從而引發了檢察機關與普羅泰斯教授及西北大學之間一場複雜的官司，也引起了公眾對學生採訪倫理問題的關注。美國《西北日報》（DailyNorthwestern）的一篇報道揭露調查案件的學生沒有端正自己的身份：有位學生假扮公職人員獲取涉案證人的資訊；有些人輕描淡寫地說他們“只是學生”，希望提供資訊的人們認為他們所說的不會對司法程式產生影響；有些學生甚至與證人結交，試圖接近他們並取得資訊。這些調查手段都違背了記者職業道德規範。此外，“無辜計劃”調查所取得的資訊是免費提供給辯方律師的，但沒有提供給公訴方。因此學生們更像是替辯方翻案，而不像記者，這也有悖於新聞報道的公正客觀原則。最終，西北大學撤銷了普羅泰斯教授作為調查性報道課程教師的資格，聲稱在學校管理層及其律師看來其行為已僭越了身份。⑦
西北大學“無辜計劃”之爭為新聞傳播實踐教學提供了警告——社會對學生記者的身份要求與普通記者一樣。我們的職業道德教育需要超前於職業技能教育，這樣才能確保實踐教學的效果，最終讓實踐教學對社會產生貢獻。
（二）自辦媒體的屬性問題
國內外新聞院校自辦實踐媒體的模式各有差別，有的是獨立商業化的，有的是半附屬的，也有的是完全附屬的。自辦媒體的首要目的是為學生提供實踐平臺，要求自辦媒體實現商業盈利會使其喪失教學的公益性。國外某些完全商業化的學生媒體，也是在獲得較好的社會傳播效果之後，才逐漸在財政上獨立於大學董事會的。因此，自辦媒體更需要教育基金和社會捐助的扶持。
此外，教育部門應當引導社會對學校自辦媒體的認可度，包括認可其記者的採訪權、其發表的作品等等。2014年4月30日，深圳大學傳播學院新聞系的一篇畢業設計作品《深圳漁村：遠去的故鄉》，被深圳晚報從頭版頭條開始用了九個版面完整刊載。⑧實際上，學生作品的社會價值不僅有待有眼光的社會媒體挖掘，而且高校自身也需要積極推動其走向社會。2013年底以來，中宣部、教育部啟動各省（區、市）黨委宣傳部門和中央主要新聞單位與高校共建新聞學院工作，實行部校共建，今年要基本實現共建工作全覆蓋。有關新聞院校應抓住完善部校共建機制的契機，一方面與共建部門或單位在實習實踐基地方面展開深度合作，另一方面也可以為校園媒體尋求一定的社會扶持。例如，引入社會媒體資源共建實踐媒體，既可以解決高校自辦媒體的運營經費問題，又可以為自辦媒體提供豐富的社會報道資源；而優秀學生的作品也可以反哺給社會媒體，是雙贏的合作模式。
五、結語
當今，新老媒體的市場差異格局已經形成，傳媒機構對媒體人才的需求轉向具備技術素養、新媒體素養和資料素養的人才，新聞傳播學的教學理念與教學方法需要以變應變。新聞實踐教學的形式、方法需要求新求變，師生之間的傳授關係從單向性向雙向性發展，媒體實踐教學平臺需要從上而下地統籌建構。與此同時，新聞傳播學的教學評價體系也應重構，過去完全以學生理論知識為重心的主觀評價方式應當被逐漸取代，應逐漸加入實踐作品的社會化客觀指標，如傳播效果、商業化潛力等因素。不過也應當注意，新聞實踐教學畢竟只是準社會化的新聞傳播活動，應當正確掌握教學評價體系與社會化評價指標之間的差異，吸納的評價指標要以培育正確的新聞專業理念為目的，重塑的評價指標仍要適應教學秩序和規範，特別是要把握好評價指標中的價值導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