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李澤厚是當代著名的美學家、哲學家。他在20世紀50年代的美學大討論中以提倡和宣傳實踐美學而成名。70年代末，他開始轉向對康德哲學的研究。作為研究的重要成果《批判哲學的批判》於1979年首度發行，即刻引起學界的極大關注“此書的特點在於，重新評價康德先驗論在人類哲學史上的巨大理論意義，以歷史唯物主義實踐論完善、深化康德的先驗論。這本書是李澤厚哲學思想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對康德哲學的研究和批判不僅擴充套件了他的哲學視野，而且鍛鍊了他的哲學思維，同時也為他提供了一個系統完善自己哲學觀點的機會。基於該書，李澤厚提出了主體性實踐哲學。後來，他提出了不同的“主體性提綱”，並對主體實踐哲學做了進一步的診釋，但基本觀點沒有變。因此，要研究李澤厚的哲學思想就不能不深入地理解他對《純粹理性批判》的批判。但在此之前，應先明確批判(本文單獨使用‘俄七判”一詞時特指李澤厚對康德哲學的批判)得以順利開展的條件，即要了解批判的背景知識、批判的意圖、方法以及批判的工具。
1批判的背景知識
李澤厚對《純粹理性批判》(以下簡稱《純批》)甚至全部康德批判哲學的批判開始於判哲學的批判》一書，中間提出過幾個主體性提綱，後來又有一些豐富和補充。這說明他對康德哲學的批判是一個動態過程，從而要求我們動態地、歷史地理解其批判的前提條件。
李澤厚對《純批》的批判依據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和方法。因此，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認識和把握就是批判得以可能的首要條件。從邏輯上講‘在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中，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地位應該是平等的。但在那個馬克思主義理論普及化、大眾化的年代，李澤厚更傾心於歷史唯物主義。他認為馬克思最重要的貢獻就是提出了歷史唯物主義。他在回答傑姆遜教授提問時說“我認為馬克思主義的核心是歷史唯物主義。總體思維必須建立在歷史唯物主義的歷史觀和社會觀的基礎之上。經濟和生產方式是最終的決定因素。
2批判的目的和方法
李澤厚認為，有關康德哲學的研究成果在國外已汗牛充棟，再對其進行專題研究難度很大，也沒有必要。他不想當康德專家，但又要對其進行研究，原因何在呢?首先，由於建國後，康德作為唯心主義哲學家的代表被打入冷宮，對其哲學基本沒人研究。在這種情況下，李澤厚想“填補空白，在國內長期沒人做的情況下，根據自己力所能及，做點初步紹介工作，如此而已。然而這僅僅是其目的的`一部分。其次，李澤厚研讀康德批判哲學的時期，正是馬克思主義獨尊天下之時，但他認為當時宣傳的馬克思主義有問題。尤其是對實踐的理解有嚴重的主觀主義和唯意志主義傾向。這種脫離客觀實際的理解，給人民和國家帶來了深重的災難。懷著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極大熱忱和關心”，李澤厚“希望把康德哲學的研究和馬克思主義的研究聯絡起來。通過對康德唯心主義先驗論的批判，“看看它能為當代馬克思主義哲學提供些什麼東西。可見，李澤厚對康德哲學的批判是為了開拓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新領域。然而這僅僅是批判前的意圖。隨著批判的完成，原來的目的轉變為構建自己的“人類學本體論”，並且對鍬七判哲學的批判》有了新的定位。他說“人類學本體論的哲學基本命題即是人的命運，於是‘人類如何可能’便成為第一課題《批判哲學的批判》就是通過對康德哲學的評述來提出和初步論證這個課題。這種對康德哲學批判目的的轉變，意味著李澤厚哲學思想的逐漸成熟。可以肯定的是，這種轉變不是一嫩而就的，而是在批判的過程中逐漸實現的。
3批判的工具
李澤厚用什麼工具或基於什麼觀點來展開批判的呢?如前所述，他的批判立足於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實踐論和歷史唯物主義。同時，他反覆強調“馬克思主義哲學是實踐論亦即唯物史觀。”因此，他認為以實踐論為批判的工具是合情合理的。就實踐的內容而言，李澤厚說“不能把實踐等同於五官感知或語言活動，也不能把實踐看作是幾乎包羅萬有甚至文化批判也在內的主觀活動，應還它以具體的客觀歷史的規定性，提示它的主要核心，這才是真正的實踐觀點。他用“製造和使用工具”來限定實踐的涵義。如此做法看起來簡單，但在具體的批判活動當中，還需要進一步界定“實踐”的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