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話語的播撒
生活的複雜性及形成的無序性使一切理性的預設都變成了謊言。特別是在一個轉型和文化轉型的，多元混雜和多元共生的現象更可能成為一種常態，任何單一的描述都將像損毀的羅盤而失靈。九十年代的讓人們強化了這種思考。一方面廣大穩固地堅持著向小農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退守，另一方面較為繁華的都市又堅挺著向更為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邁進。在此期間它們不僅互相包容和浸透，還不同程度地接受著西方已開發國家湧進來的後社會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及改變。複雜的社會背景為各種文化提供了舞臺，於是我們看到了前現代主義者、現代主義者、後現代主義者等等不同身分的人們的表演。曾經有人說，中國不存在後現代主義。從他們不提倡這種文化的角度說，其斷言是可以理解的。但從事實看，他們的論斷過於主觀，因為起碼我們不能忽視一大批這種文化的代言人的存在。
後現代主義源自西方世界，興起於五十年代。它在不同國家有不同的社會文化背景。就法國來說，它和“紅色風暴”，即一九六八年的青年學生運動的失敗有關。經歷這場革命運動，知識分子進行了深刻的反思。他們意識到，就知識分子自身的力量要想從上解決社會，幾乎近於絕望。所以他們剔除了“廣場情結”，回到思想領域，決定以文化的方式衝擊社會。當時的法國思想界還處在結構主義統治的時代。廣大知識分子在學運的失敗中體味到了結構主義的保守性，以為這一思潮的“結構”原則為社會統治者提供了基礎，因而紛紛對它進行解構。於是在法國出現了後結構主義思潮，其重要人物有富科、羅蘭·巴特、德里達等。這種思潮傳入美國，在耶魯大學“四人幫”（保羅·德曼、勃魯姆、米勒、費什）那裡激起了更大的迴響。後現代主義之所以在美國獲得了巨大的共震自有其特殊的原因。從美國的社會形態看，像丹尼爾·貝爾所說，已完全進入到了後工業社會。從泛文化形態看，後現代主義早已蔓延，只需指認出來。根據傑姆遜所言，後現代性是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關於後現代主義特徵，不同的學者有不同的概括和歸納。少者五、六種，多者可達十幾種。摘其主要的幾點，大致是反對中心，反對意義，反對深度模式，而主張差異性、平面化、非連續性等。
後現代主義傳入我國最早時限是八〇年，但真正產生了影響是八十年代中期。此時作為一種文化思潮，其在西方世界已經接近尾聲。使後現代主義成為中國的一種理論話語的是美國學者傑姆遜。一九八五年他應約到北京大學講演，後來唐小兵將他的講演整理成書，叫做《後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交由陝西師大出版社出版，在全國引起了強烈反響。原來中國的學界只談現代主義或現代派。但對現代主義或現代派究竟是何物其實也不甚了了，許多人還把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混為一談。傑姆遜的講演在學界產生了巨大的震動，一時間形成了一道亮麗的思想風景線。但是由於人們還未從現代主義的熱潮中走出，所以對傑姆遜的講演只是作為一種知識而接受下來，卻沒有思想上的迴應。到八十年代末陳曉明、王寧、張頤武等人開始操作這種語言。雖然親歷過一場政治震盪，可他們的熱情並未削減。進入九十年代，伴隨市場的大幅度展開，他們更加活躍。除了播撒、操作而外，他們還出版了譯著《走向後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文化與美學》，專著《後現代主義文化》（王嶽川），使後現代話語成為九十年代初期文學批評的強勁話語。
任何一種話語的引進，必須考慮到它的可能性。後現代主義話語是後工業社會的產物。而後工業社會，根據丹尼爾·貝爾的描述，必須具備三大指標：高、資訊化、商品化。可中國，卻還處於前現代化階段。在這樣的社會裡引入後現代話語，乃至推為主流，是否合適，不能不成為令人焦慮的問題。陳曉明、張頤武等深知這是必須解決而不能輕易繞過的問題。因之他們搜尋枯腸、對後現代話語的引入給出各種合法性的理由。能夠給我們提供這種認識的有陳曉明的《填平鴻溝，劃清界限》（《文藝研究》一九九四年一期）、《後現代主義：未亡人的輓歌》（《鐘山》一九九三年第一期）、（《歷史轉型與後現代主義的興起》一九九三年第二期）、張頤武的《後現代與漢語文化》（《鐘山》一九九三年第一期）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