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9月第一屆東亞地區國家公園與保護會議(北京)通過了“東亞保護區行動計劃概要”，首次以檔案形式提出“生態旅遊”的定義；1994年成立了中國生態旅遊協會（CETA）並於1995年1月在雲南西雙版納發表了《發展我國生態旅遊的倡議》，標誌著我國學術界對生態旅遊研究開發的關注；1996年6月召開武漢國際生態旅遊學術研討會，同年10月推出的《中國21世紀議程優先專案計劃》。1997年12月，與生態旅遊密切相關的“旅遊業可持續發展研討會”在北京舉行；1998年10月在桂林市召開“亞太議員環發大會”第六屆年會主題為“旅遊與環境保護”；國家旅遊局將1999年定為“生態環境旅遊年”，首次承辦了主題為“人與自然”的“中國昆明‘99世界園藝博覽會”將我國生態旅遊研究開發推向高潮，1999年前後是我國學術界發表有份量的生態旅遊研究成果的高峰期。2001年國土資源部建立11個首批國家地質公園，2005年首批國家礦山公園掛牌,意味著我國生態旅遊資源研究開發向理性發展。我國生態旅遊業迅猛發展是有目共睹的，同時由於不規範的過度開發和落後的管理體制所造成生態旅遊區資源環境的破壞也是觸目驚心的；旅遊廢物的處理並不比處理傳統工業三廢容易，旅遊環境承載力的超負荷執行必將導致景觀的消亡和旅遊景區的毀滅的警告不是危言聳聽的。
綜上所述，我國生態旅遊研究開發歷史短，發展快，存在問題多。
一、我國生態旅遊理論研究方面存在的問題
(一)我國學者對生態旅遊內涵界定方面存在誤區：
1.生態旅遊內涵界定生搬硬套國外學者研究成果多，創新少。許多研究者頻頻引用某某外國專家對生態旅遊的定義以示正統或經典，缺乏創新,實際上外國學者對生態旅遊的界定到“目前還是沒有一個統一的定義”。
2.我國學者對生態旅遊概念界定爭議很多，溝通少。有代表性的有盧雲亭（1996）從旅遊開發和經營的角度強調生態旅遊是一種可持續發展模式，金鑑明（2002），楊富泉（1995），郭錦超（1997）持類似的觀點；張廣瑞（1998）從旅遊需求的角度，強調生態旅遊是一種“特殊的旅遊形式”，是一種“有目的的旅遊活動”，李緒萌（1995），張延毅（1997），劉健生（1997），王興國（1998），王爾康（1998），陳立軍（1998），劉家明（1999）的觀點與這相近似。李東和等（1999）認為從供給者（開發者，經營者）的角度看，生態旅遊是一種將生態學思想貫穿於整個旅遊系統並指導其有序發展的可持續發展模式，從需求者（旅遊者）來看，生態旅遊是一種旅遊活動形式或旅遊產品。筆者認為雖然存在上述爭議，但是絕大多數研究者對生態旅遊概念核心的理解是一致的，即旅遊與環境的協調，生態旅遊是可持續旅遊方式之一。
3.存在嚴重的生態旅遊概念泛化傾向。生態旅遊概念泛化是將生態旅遊內涵外延的拓展而使其概念主體泛延，其具體所指模糊化的現象。例如有人認為生態旅遊既是生態工程又是旅遊活動，將與生態環境有關的旅遊均稱為生態旅遊，認為中國生態旅遊佔全部旅遊的70%。（馮天駟等,2000），然而，世界旅遊組織（WTO,1997）在“關於旅遊業的21世紀議程”中指出生態旅遊在全球旅遊市場中僅佔3%~7%，中國生態旅遊真得那麼旺嗎？生態旅遊概念泛化的結果是引起認知混亂，最終導致消費者對生態旅遊失去興趣引發生態旅遊市場的崩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