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 文】
義利觀是商業活動的價值論，是商業活動的指導思想和根本原則。先秦經典儒家“義以生利”和“以義制利”的思想，是儒家義利觀的核心，由此所派生出來的“見利思義”、“取之有義”、“先義後利”、“重義輕利”等思想便構成了儒家“義利觀”的基本內容。這些“義利觀”同商業公平交易、等價有償、互惠互利等原則相融會，逐步成為傳統商業經營的指導思想並貫徹到商業活動的全過程。在提倡誠信經營，重構信用體系的今天，儒家“義利觀”思想對構建我國商業倫理價值體系具有很高的價值和現實意義。
一、義以生利、以義制利
商業活動的價值論是對人生理想和商業實踐本身存在的意義的認識，先秦儒家對體現商業經營指導思想和根本原則的“義利之辨”十分重視。孔子說：“富與資，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一方面，承認對物質利益的追求是合乎人情的；另一方面，又認為這一追求必須符合社會道德準則，做到“取之有道”，既合情又合理。因此，在儒家看來，商人要實現組織商品流通、媒介商品交易的社會職責，就要正確處理好“義”與“利”的關係。這裡的“義”是指道德追求，“利”是指物質利益。
首先，我們來看“義以生利”。這是孔子提出來的命題。據《左傳·成公二年》記載：衛國派孫良夫等人攻打齊國失敗，得到新築大夫仲叔於奚的援救，孫良夫才倖免於難。為此，衛侯打算贈給仲叔於奚一些城邑，仲叔於奚辭謝，轉而請求得到諸侯才能使用的三面懸掛的樂器，並希望能夠像諸侯那樣用繁纓裝飾馬匹以朝見，衛侯答應了。孔子聽了這件事，便發表議論說：“這樣做真可惜啊，還不如多給他一些城邑呢！”接著孔子進一步論述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致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孔子的上述論述，集中體現了他的“義利觀”的系統思想。孔子“義以生利”即道義用來產生利益，或者說道德追求產生物質利益的思想，從淵源上看，在孔子之前，就已經流行。據《國語·周語中》記載：周襄王十三年（公元前639年）， 周大夫富辰說過：“夫義所以生利也，祥所以事神也，仁所以保民也。不義則利不阜，不祥則福不降，不仁則民不至。”《國語·晉語一》也記載，晉獻公時大夫丕鄭說過：“民之有君，以治義也。義以生利，利以豐民。”
其次，我們來考察“以義制利”。這是荀子明確提出來的命題。荀子說：“義與利者，人之所兩有也。雖堯、舜不能去民之慾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義也。雖桀、紂亦不能去民之好義，然而能使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利”是人們不可缺少的物質需要，“義”也是人們不可缺少的精神追求，義與利具有客觀存在的必然性。但義與利之間，也客觀地存在著誰制約誰，誰戰勝誰的。只有“以義制事，則知所利矣”，即只有“以義制利”，使人人向善的方向，才能保證國家和社會的穩定，從而使整個社會、各行各業（包括商業）、個人都得到真正的利益。
總之，先秦儒家“義以生利”和“以義制利”的思想，明確表達了道德追求對物質利益的生成與制約作用，是儒家義利觀的核心。先秦儒家“義以生利”、“以義制利”的“義利觀”思想核心，貫徹到中國傳統商業經營實踐中，具體表現在四個方面內容：一是商業經營理念上的“見利思義”；二是商業行為準則上的“取之有義”；三是商業經營效果上的“先義後利”；四是商業價值判斷上的“重義輕利”。
二、見利思義
孔子指出：“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而不忘乎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這裡的“成人”是指道德完善的人。在孔子看來，一個道德完善的人，最起碼的要求就是“見利思義”。“見利思義”又叫“見得思義”，是孔子要求統治者必須考慮的“九思”之一。他說：“君子有九思：視思明，所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患難，見得思義”。所謂“得”就是個人所得到的物質利益，在商業經營中可以理解為商業利潤。儒家認為，品行高尚的人在個人利益面前，首先要考慮這種利益是否符合全社會公眾的道德準則。因此，所謂“見得思義”（“見利思義”），在商業經營中實際上是對高尚的商業倫理價值的確認，是儒家商人必須遵循的商業經營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