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曾在《共產黨宣言》(1848)中預言，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擴大再生產會使所有現有的相互分割的關係宣告終結，甚至通過東西方的分裂，帶來面向“一個”（世界）市場的一體化。這一預言，在“全球化”過程中, 可以說正在得到生動地證明。實際上，以電腦為代表的人工智慧的通過“國際網際網路”(Internet)建立了全球性的情報網。它代替在限定地區社會裡擔任傳統文化維持和情報資訊流通的現有新聞媒體，使我們擁有了更加快速的通訊和情報收集手段。實際上，這種快速的情報交換和聯絡趨勢,終於使不同民族和地區之間及文化空間的差異幾乎變得無意義了。而且現在，極端產業化的結果帶來了環境汙染等,最終成為不僅僅是一個國家自己的問題，而是共同生活的鄰國之間的共同問題，同時也成為一個“地球村”,作為一個統一社群的全球必需同甘共苦，一起解決的共同面臨的迫切問題了。通過“尖端技術通訊網的發展，低廉的運輸費，無邊境的自由貿易等”實現的這種“全球化”，作為一個不可避免的現實靠近我們了。這樣，地球上所有的國家急速合併為“一個”體制，不管自己願不願意，逐漸成為互相的近鄰了。
但是，不管這種“全球化”的趨勢多麼迅猛，我們也不能夠把不同地域人們日常的“自我意識”和他們千百年來在同一文化空間裡形成的傳統文化意識，倫理道德觀念以及他們所特有的語言, 習慣割裂開來進行討論。在這裡, 傳統“文化認同”（cultural identity）的多種多樣的面貌與這種多樣性日益被一種“普遍”樣式，被“全球化”的體制所統合，這兩者之間很自然地產生矛盾和緊張的態勢。
作為全球化時代的“地球人”，我們必然要與不同地域的不同人們進行交往，這種不斷的接觸幾乎成為我們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鑑於這種情況, 我們在這裡將要討論的核心問題就是, 在不同地區彼此互異的文化圈裡, 面對文化的多樣性，人們如何才能在“自己文化的認同”和“他民族文化”之間取得協調, 平衡和發展？ 這也是在“全球化”時代裡必須重新把握的“文化認同”的議題。關於這種“全球化”時代中我們所面臨的不斷強化的“文化認同”或“儒家文化認同”的問題, 筆者將扼要地講一講以下幾個。
1) “亞洲價值觀”與“儒家式資本主義”的爭論及其虛與實；
2) “近代”主義的膨脹以及“工具”理性所招來的悲劇；
3) 對“工具”理性的批判及其與儒家之“美德倫理”的遭遇;
4) 對儒家“有機體論”的道德形而上學的重新評價.
II“亞洲價值觀”與“儒家式資本主義”的爭論及其虛與實
19世紀末日本在面向產業社會的發展中獲得成功, 這幾乎被視為例外的現象。本世紀70年代以來，亞洲儒家文化圈的國家和地區諸如，香港，新加坡，韓國等，迅速在世界市場上取得令人刮目的快速增長。這畢竟是與西方的發展模式所不同的“儒家式化”或“儒家式資本主義發展模式”,這一事實遂成為西方學者的課題。在最近的經濟和社會學界,“亞洲的價值” (Asian value)觀念又成為一個被批判的物件，成為一個熱點問題而不斷被炒作. 究其理由, 是因為“亞洲價值”觀念被認為與亞洲90年代以來的“經濟危機”或“經濟發展的挫折”有關。那麼, 這種爭論的實質, 即這種爭論的虛與實到底是什麼呢？
在關於1990年代亞洲經濟危機的診斷中，形形色色的所謂“亞洲價值觀”的議論紛紛出籠。對於這些議論所顯露出的真實面目, 我們不得不細心考察。這種議論究竟是一種對亞洲經濟發展的“客觀”基礎上的真實的“學問”, 抑或是將西方的先進經濟對亞洲的支配視為合理化的“意識形態”? 因為根據所謂“亞洲價值觀”的見解，在亞洲不能合理運用經濟發展和社會制度的根本原因, 最終在於儒家文化內在的父權制式的權威主義，“任人唯親”(cronyism)的傾向，不透明的(組織)運營以及腐化的行為。
事實上，在自然和解的農業生產佔據絕對支配地位的傳統社會裡，如果說多數不擁有土地的農民,中小地主和少數匠人,商人階層在社會最底層進行艱苦的生產活動的話，那麼社會上層就有少數的“知識分子——官僚”作為其保護、指導、 監督的統治階層。
這些儒家知識分子從小“古文”, 精通古典學問，通過科舉成為官吏, 或者雖然以知識分子的身份留在鄉里，但他們仍然具有影響民眾的特權地位。這些主導，文化，行政的人把關注的焦點放在實現“民生”保障的和解上，以實現所謂的“大同”社會為其理想目標。而且這些“知識分子-官僚”被要求儘可能抑制自己的私慾, 具有為實現公益而服務的高尚的“道德”修養。象孟子所說的一樣，“勞心者治人”與“勞力者治於人,” 相互之間形成社會分工關係，即“無君子, 莫治野人. 無野人, 莫養君子。” 因此每個人都在一個社群中互相結合為一體。超然於群體之外的—— 莊子時常讚揚的——獨立的,孤立的“個人”總是作為危險“人物”, 而只能成為被批判的物件。正是在此意義上, 孔子高度評價了通過“仁”使人們和解的德(virtue)。按照朱子(1130-1200)的觀點，知識分子的使命就是成為一個“大人”。講述這些知識分子使命的《大學》總綱領就是“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新)民, 在止於至善也”。“朱子”是這樣解釋的:
“大學者, 大人之學也. … 其本體之明, 則有未嘗息者, 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 以復其初也. 新者, 革其舊之謂也. … 至善, 則事理當然之極也. … 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 而無一毫人慾之私也.”
因此, “知識分子-官僚”的文化,意識就在於克服自己的私心而實現社會正義的道德自覺，即“尊德性”; 而他們為實現“德性”所做的學問，即“道問學”。范仲淹(989-1052)曾這樣描述這些知識分子的理想和氣概:
“先天下之憂而憂, 後天下之樂而樂。”
他們在腦子裡所構想的“理想社會秩序”，即過去很久以前的文明初期的理想君主堯, 舜時代實現過的，上下階層完全協調一致的社會秩序。把體現不出他們這種,社會理想的當代現實視為充滿危機的社會(即“天下無道”). 他們懷有一種深沉的“憂患意識”, 即通過提高他們的道德倫理來克服社會的公共的“危機”，引導一個“有秩序的太平世(即“天下有道”)”。就是說，儒家傳統社會裡主導社會的“知識分子-官僚”追求的, 不是象近代個人主義的自由主義者那樣, 把對個人權利的制度性保障或謀求增進社會物質生產的“功利主義”的追求放在第一位，而是要謀求實現一個“天下有道”的社會。因此, 以這樣的社會上下等級的差異為前提，卻要從知識分子倫理性的修養中尋求解決這種社會矛盾的，一種“倫理道德的,目的論的世界觀”成為一種問題意識, 這種意識支配著近代資本主義以前的儒家文化圈裡的社會學問。因此, 儒家的問題意識總是關注於克服“私慾”而實現“公共大義”的社會指導階層(即儒家知識分子)的倫理意識。實際上，回顧我們的傳統文化，強調“社會公益”的知識分子高度的倫理意識也反映在社會政治制度上。因此, 在任命官吏上“為防止“唯親主義”(cronyism)和“關係主義”的<相避>制度無可爭辯地存在著，甚至為防止君主獨裁的<大諫>制度和<奏疏>制度也存在著”。這一點是今天揭露亞洲社會弊端的亞洲價值觀論者皆未注意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