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站在春秋戰國——軸心時代中國思想發展的大背景下，從“實證”的立場考察的道論，可以看出，老子提出“道”，是為了超越西周天命論中的上帝主宰論，克服春秋時期天道自然觀的侷限；老子用“無”來形容“道”，是為了突顯“道”的無知、無慾的自然性特徵（相對於上帝的人格性特徵而言），和超感覺、超形象、無始無終的普遍性特徵（相對於天道自然觀的侷限性而言）；而其道論的究竟目的，則在於“因大道以明人事”，整合春秋時期出現裂痕的天人關係，以為人在宇宙中的位置，以及現實的存在樣式及存在的合理性等找到一個可靠的根據。
關鍵詞：道、老子、突破、無。;
新中國成立以來，老學研究取得了長足的進展，特別是上世紀七十年代後，隨著馬王堆帛書《老子》和郭店竹簡《老子》的面世，老子是誰，《老子》是如何成書的，老子道論的形上特徵和辯證思維特徵是什麼等，都得到了較為深入的研究。但還有一些很基本的問題，如老子為什麼提出“道”？老子為什麼用“無”來形容“道”？老子論“道”的目的究竟是什麼？等等，仍需要我們結合軸心時代的“哲學突破”，從實證的層面做出進一步的探討。;
一、老子為什麼提出“道”;
; 老子為什麼提出“道”？要回答這一問題，《老子》書中有兩句話最值得注意：一句是“象帝之先”；一句是“可以為天地母”。前者出自《老子》第四章，後者出自第二十五章：;
道衝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第四章）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第二十五章）;
這兩章，前者是說，道體虛空，但其作用卻永不窮竭；深遠綿長，好像是萬物的祖宗。沒有形象，又似乎存在。不知它從何而生，似乎比上帝更在前。後者是說，道體混沌，在天地之先。無聲音，無形象，無對待，無改變，迴圈往復，可以為天地的母親。兩章的內容，意在描述“道”的本源性特徵。老子於此特別拈出“象帝之先”和“可以為天地母”兩大命題，顯然是有所指的，前者所指乃是傳統天命論中的上帝主宰論；後者所指乃是春秋時期的天道自然觀。
如所周知，老子生活的春秋時代，是社會思想的大變革時代，變革的特點，表現為“中國思想經歷的一個不斷的‘去神祕化’的理性化過程”。[1]（P74）“去神祕化”，是相對於西周天命論等傳統宗教信仰而言的。曰：“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西周天命論，系因襲損益殷商宗教觀念而成。殷人的信仰，有一個特點：至上神不享祭祀，[2]（P361）即時王與天神不直接對話，他們的溝通，須通過祖神這個中介。這意味著在天人之間，沒有一個共同遵循的原則。天神的降福降禍，與時王的行為沒有必然的聯絡。所以，在殷人的觀念中，天神好像一種強大而意向又不可捉摸的神靈。這表明，在殷人的信仰系統中，天神與人之間是存在著某種緊張關係的，這種緊張關係在一定意義上反映了人與自然的矛盾。殷周之際，周公損益殷商宗教，提出“以德配天”，在天人之間建立了統一的基礎，使天神的降福降禍變得有據可依。這就改變了殷人信仰系統所折射出來的人與自然的對立關係，使之發生轉向：變成了具有至善性的天帝與有德的時王之間“德性”統一的關係。神人關係的反思，也因之變成了對現實存在之合理性的探討。但周公透過“以德配天”，找到了神（天命）人（統治者）統一的基礎，卻同時也為神人分裂埋下了種子。由於把天命是否眷顧與人自身的德行聯絡了起來，人們便越來越注意人自己的努力，注意在人自己的身上，而不是在神的意志方面尋找禍福的根源[1]（P212）。到了西周末年，由於統治者的腐化和連年災荒，人們有時會通過批評上帝來諷刺時王，[3]（P426）這雖然並不表明至上神的信仰已經受到懷疑，但批評和抱怨意味著反思的開端，它至少預示著天帝的威信開始打折扣了。到了春秋時期，隨著社會轉型的外緣助力，傳統天命觀的內在矛盾進一步突出出來，遂逐漸發生分化：以天道自然為特徵的自然主義思潮和以民本主義為特徵的人文主義思潮由此產生。構成傳統宗教天命論的各種要素，特別是其中的天、人諸要素，也因著此種分化而得到了相對獨立的發展。老子正是為了反思傳統天命神學和春秋時期的兩大思潮，才提出了“道”這一哲學概念。
老子作為“柱下之史”，既通曉歷代典籍，又諳熟星曆卜筮之術，“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漢書·藝文志》）的經歷，鍛造了其深沉的理性。西周末期以來的疑天、怨天思想，和春秋時期人文、自然兩大思潮所留下的豐富資源，讓老子看到，隨著時代的變化，人的理性的覺醒，以及傳統天命論的內在矛盾的日益尖銳，帝神的人格性特徵正在逐漸斷送著其作為世界本源及根據的合理性。所以，老子要超越傳統天命論中的上帝主宰論，找到一個比上帝資格還要老（象帝之先）的、非宗教的世界本源。老子選中了“道”。
老子選中“道”，與他對春秋天道自然觀的繼承和發展有關。老子用“自然”（“道法自然”）理解“道”，用陰陽、氣等範疇解釋“道”的生成作用（“負陰而抱陽，衝氣以為和”），便是明證。但老子作為中國思想史上的第一位哲學家，他的高明之處在於，同時也注意到了天道自然觀的侷限性。
在春秋時期的天道自然觀中，有一種普遍流行的觀點，即認為天地生萬物[7]（P542）。如：;
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左傳》襄公二十七年）
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左傳》昭公二十五年）
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故先王以金木水火土雜，以成百物。（《國語·鄭語》）;
這些，有一個共同特點，即都突出了天地的生殖功能。老子也並不否認天地生萬物的觀念，但他不滿足於這樣的認識，他要找到一個比天地更根本的東西，來作為天地萬物生成的本源。可以說，為了超越天道自然觀的這種侷限，老子又把“道”界定為生天生地的總根源。如說：“穀神不死，是為玄牝。玄牝之門，是為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第六章）“穀神”，司馬光說：“中虛故曰谷，不測故曰神，天地有窮而道無窮，故曰不死。”[4]（轉引自P60）此處的“穀神”、“玄牝”均指道體，意即“道”是天地生成的根源。這誠如張岱年先生所指出的，春秋時代所謂天道是天之道，道是從屬於天的。老子則以為道比天更根本，天出於道。[5]（P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