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唐文學研究，目前有三個任務需要引起我們的注意：對中國傳統的“文章”與現代意義的“文學”之間的聯絡進行反思，對傳統經典文字的解讀與研究給予更多關注，對二十世紀文學史觀及其帶來的研究方法進行深刻反省。
一般的認識，“文學”是個西方的舶來品，現代意義上的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沿用的都是西方的“文學”概念與研究方法。這種認識未必全面。回望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的建立，大致有兩條道路：一條是胡適、陳獨秀等人提出的“新文學”，也就是借鑑西方文學史概念建立起來的中國文學史體系；一條是宋明人“詩文評”基礎上產生的包含經史子集在內、具有“文章學”意義的“文學”觀念。前者是西方意義上的literature概念，後者具有中國“文章學”傳統，但也包含著曾經向現代意義上的“文學”轉換的嘗試色彩。
中國現代意義上的“文學”概念，導源於陳獨秀、胡適等人的思想。根據陳獨秀《文學革命論》與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以及錢玄同的《寄陳獨秀》等文，他們倡導的“新文學”，不外乎詩、騷、賦、詞、文（包括散文與駢文）、戲曲、小說七大門類，基本上奠定了二十世紀中國古代文學史的格局。胡適以白話文重寫文學史，他所謂的“文學改良八事”，將經、史、子與集部的大部分作品排除在“文學”之外。胡適《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以西方文學史架構來界定中國古代文學史的範疇，為後來的中國古代文學史指定了一個撰寫標準。王國維、胡適所言“一代有一代之文學”，則為中國古代文學史的書寫限定了分期標準。這就導致了中國古代文學史的分期與西方文學史一樣，一上來就屈從於政治史與思想史。一句話，文學屈從於歷史。如劉師培《中國中古文學史講義》，將史書中的材料按照“文學”的標準剝離出來，使得民國時期的“中古文學史”屈從於“史學”，甚至成了下腳料似的“史料之餘”。這種在當時較為“革命”的文學理論，將“文學史”推至文學研究的前沿。直到今天，與世界文學史一樣，中國古代文學學科的前沿陣地仍然是“文學史”。文學研究法中的家族、地域、接受與傳播，甚至包括文學文獻學領域的文學史料的蒐集整理、文學家年譜、文學編年等，皆未超越“文學史”範疇。同時，胡適《建設的文學革命論》提出的“文學的方法”中的“集收材料的方法”與“推廣材料的區域”，直接影響了二十世紀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正規化。時下仍然盛行的舊史料的蒐集與整理、新史料的發現與刊佈、文學文獻的輯佚與補編，皆與此有關。
胡適等人引入西方“文學”概念，將中國古代文學與世界文學接軌，無疑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與世界文學的傳統一樣，中國古代文學的源頭也被追溯到口頭文學與民間創作傳統。書面文學是口語無法承載文學敘事任務之後的產物，而民間創作傳統如祭祀與禮儀詩、神話與歷史傳奇則是純文學產生的`基礎。正是基於此類理論，中國古代文學具有了鮮明的世界文學色彩。
中國的文學文字，有其特殊的產生過程。中國古代典籍出現的四部分類法，決定了“集”部與其他三部在文獻載錄、傳播方面必然具有很大差異，相應帶來的是閱讀者對文字闡釋與解讀方式的差異。這提醒我們：在使用不同部類中的相同文獻的時候，應該有清晰的文字意識，既要注意蒐集、分析、利用經學、史學與子學文字的材料以解決文學問題，同時還要注意同一個材料在不同文字中的傾向性與特殊性，尤其注意文學文字與其他文字的三個差異性：文字性質與文獻來源的差異性、文字生成與衍化的差異性、文獻擷取方式與解讀的差異性。將一切材料“一網打盡”、“竭澤而漁”而忽視不同文字特殊性的做法，很容易產生材料誤讀，導致研究結論與原始文獻的巨大偏差。
中國古代文字存在的經傳體式以及後來的註疏、義疏等體式，反映在集部，就出現了正文、註文不同的文字層次。複雜的、多層次的註文文字，在提高正文文字經典性的同時，還部分程度上割裂了正文文字的完整性。具體說來，古代文學文字具有的“碎片化”與多系統性特徵，給閱讀者帶來了不同的文字層次與審美體驗。就此而言，古代文學研究就具有更多的可能性。梳理古代文學文字的多系統化過程，揭示古代文學文字的不同系統與世界，總結文字層次與多系統性的文學經驗，可以為古代文學理論研究提供新思路與新成果。
文字的多系統研究，集中在文字的符號學方面。文字共性，將文字區分為“總體文字”和“具體文字”，而“總體文字”是“現有文字”，可以為“具體文字”提供現實的、熟記的“活”材料。這為我們理解文字層次提供了借鑑。例如，文學文字的正文與註文，之所以被置於一處，就是“文字共性”的作用使然；而正文文字作為一個“具體文字”，可以從“現實的文字”、“現有文字”即“總體文字”中選擇使用材料。這種層次性、多系統性，造成了文字的複雜性，給讀者帶來閱讀障礙的同時，也帶來了不同層次的審美享受與閱讀體驗。如果說正文反映的是作者時代的學術與文學思想，註文則反映了註釋者對正文的思想認識、註釋者所處時代的學術價值與文學風尚。這種文字複雜性，體現的是文學文字研究的多種可能性。
決定文學發展大方向的，是經典文字、主流文字。我們要反思胡適等人提出的“文學的方法”，直面經典文字的學術價值，深入文字內部，解析文字形成與存在的意義，而不是一味在外圍為經典文字、主流文字提供新史料。一句話，今天的先唐文學研究，“細讀”、“解讀”經典文字，要比胡適當年提出的“集收材料”、“推廣材料”重要得多，而提高研究者“細讀”、“解讀”經典的能力，尤其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