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詩的共性與個性

詩歌是一種構思精巧，語言精煉，結構嚴密的文學體裁，特別是傳統的格律詩詞，更是如此。詩人只有具備了豐富的生活閱歷，廣博的學識，深湛的藝術素養（包括詩旨，詩的興、觀、群、怨，詩的六義等），和開闊的胸襟，深厚的時代感情、才情、氣質、智慧、意境、神韻等等在內的交相共濟，才能創作出有益於人類，有益於社會效果，可以傳世的好詩篇來。 如果把上面所講的這些有關寫詩應具備的條件和內容，在寫詩的運作中與以劃分一下詩的共性和個性的所屬範圍，那麼才情、氣質、神韻等，似應歸屬於個性範疇，其餘的一切，就該是詩的共性了。共性是可以學而能的，但個性則是各具風格，各有不同的體念和內養。詩人在其詩詞創作中，其個性與共性之間，渾然一體，並非是如同一一排列地分割開來，全在於詩人“運用之妙，存乎一心”。關於才情、氣質，也常為詩論家用指包括詩人的人品，當然也包括詩品，如《詩》的溫柔敦厚之旨及“思無邪”等，體之於心而詠之於口。相應地也指詩歌的風格特色。由於詩人有著不同的個性氣質，因而詩歌的風格也迥然各異，各具藝術個性。樑劉勰在其《文心雕龍·明詩》篇中對詩作了詳盡而又精闢的論述。後世許多詩論家，在各自的詩話、詞話著作裡更明顯提出“詩類其為人”。明焦竑《雅娛閣集序》中有云：“詩非他，人之性靈之所寄也。苟其感不至，則情不深；情不深，則無以驚人而動魄，垂世而行遠”。白居易與元九書曰：“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又說：“未有聲入而不應，情交而不感者。聖人知其然，因其言經之以六義，緣其聲律之以五音，音有韻，義有類。韻協則言順，言順則聲易入；類舉則情見，情見則感易交。”這些都深刻說明了詩人個性的'突出和重要。故李白的詩獨具飄逸縱放的風格，而氣勢則波瀾壯闊，奔騰直瀉；杜甫詩沉鬱雄渾，體勢豐完。正如唐元稹所說：“杜子美詩上薄風騷，下該沈宋，志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標，雜徐庾之纖麗，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他如昌黎之詩，李長吉、白樂天、杜牧之、劉禹錫、王摩詰、司空曙……亦皆源於各自之情和性，發而為心聲，“心聲不同，亦如其面”，不可強為之同。法國詩人布封在《論風格》中說：“風格就是人本身”。這也是相與類似的說法。一般說來，高尚的人品與優秀的詩品是一致的，正如陳葉燮在其《原詩》篇中所說的“功名之士，決不能為泉石澹泊之音；輕浮之子，必不能為敦龐大雅之響”。袁枚也說：“人心有芬芳悱惻之懷，而後有沉鬱頓挫之作。”都是言殊而理則一。故杜詩多沉鬱，如七律《野望》：“西山白雪三城戍，南浦清江萬里橋。海內風塵諸弟隔，天涯涕淚一身遙。惟將遲暮供多病，未有涓埃答聖朝。跨馬出郊時極目，不堪人事日蕭條。”又《蜀相》“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李白詩則多豪邁超逸，如《望廬山瀑布》：“日照香爐生紫煙，遙看瀑布掛前川。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這是李白的一篇傳神之作，形象生動，寓意深刻，凝鍊概括，引人神往。前二句觸景生情，“託物取喻”，後二句運用浪漫主義的創作手法，發揮豐富的想象，用詩的特有語言，贊得祖國山河，何等壯麗。用“飛”字喻水流，凌空而下；用“直”字喻落下，以見地勢陡險，寫出異乎尋常的流速。“三千尺”形容其高，最後結寫出疑是銀河從九天之上落下，使人讀之，別添意境，形想彷彿，又如《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孤帆遠影碧空盡，唯見長江天際流。”詩的結構綿密，望斷碧空，目送歸帆，行人遠去，長江自流，景物可畫。令人深有離情莫遣之慨！但也有行不類其言的詩人，如元好問評潘岳詩云：“心畫心聲總失真，文章寧復見為人。高情千古《閒居賦》，爭信安仁拜路塵！”但這必竟是個別的言行不一，留刺千古，曲從一格了。
總之，風神韻致，才情氣質，這些方面，每個成功的詩人都獨具特有個性，並融會於各自思想、見解、遭際，成敗利鈍、喜怒哀樂、世事閱歷、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等等的詩的共性之中，激發而為詩人各自不同的詩歌風格。試將杜甫詩《野望》五律一首，舉出王夫之的評語為例：來源：(_) - 淺談詩的共性與個性_楚山紅葉_新浪部落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