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長期股權投資財務決策的稅務問題

長期股權投資是資本運營和集團化的重要方面，也是公司財務政策的重要課題。全球化和資本市場國際化程度的不斷提高，使公司財務政策的抉擇與稅收籌劃的結合更為緊密，涉及的範圍也進一步擴充套件，由此引發了諸多，在長期股權投資領域尤其如此。長期股權投資的稅務問題主要涉及企業集團稅負及其籌劃方面的理財問題，是已開發國家稅務和財務學術界以及實務界共同關心的課題。在理論上，發現由負債和權益籌集而來的投資公司負債權益比率的一般情況與MM定理不相符合，關於最優資本結構的學術探討也從不同方面證實了稅收是公司財務政策的重要考慮因素，也證實了投資與財務政策之間的密切關係。因此，涉及稅收的財務理論的發展和相關問題的探討，可以為進一步研究與稅收籌劃相關的財務理論提供一種新的思路，對涉稅財務理論的發展和企業長期股權投資的相應決策有所貢獻，並對稅收理論的發展和稅制以及稅收監管制度的完善提供某些借鑑。　　一、公司理財理論針對稅收的發展　　稅收問題作為公司財務政策研究的一個方面，是經過一個認識過程的。早期公司理財的權威見解MM定理是將稅收排除在公司財務政策之外的。MM定理的前提假設抽象掉了稅收。按照MM定理，對於沒有稅收和破產的既定投資政策而言，公司財務政策是不相關的，公司股東對負債權益比率或股利分派率不感興趣，其結論是公司不存在最優資本結構。在這種理論框架下，公司現金流量的改善不能改變其證券的總價值；一家公司的價值取決於其不動產而非其所發行的證券，以致完全可以將其投資與財務決策分離開來。　　然而，在經濟中，稅收是市場經濟的一種伴隨現象。在特定的稅制下，公司財務政策的作用與MM定理的前提假定相沖突。一方面，由於利息支付額一般可以從稅前收益中扣除，因而公司稅提供了舉債理財的強勁激勵；另一方面，如果考慮到公司收益上的其他稅負，公司也往往試圖使這些稅負最小化。由於利息收益和股利屬於個人所得稅的課徵物件，同時，資本利得一般適用於較低的稅率，股東個人和債券持有者在其稅負地位上也就可能是不同的，因而其對公司理財政策的期望可能會有不同。在實行對某些機構減免稅規定和實行超額累進個人所得稅的國家，股東因其持股種類、份額和分得股利的不同而處於不同的稅級上，因而對公司的理財政策可能有不同的立場：享受免稅待遇機構的股東更願意使公司通過舉債籌集新的投資；處於較高稅級上的股東則更願意公司通過留存收益來籌集新的投資，以實現股東價值最大化。公司舉債經營是一個普遍現象，公司負債權益比率的一般情況的理財意義超越了MM定理，涉及稅收問題的最優資本結構的學術探討從不同方面證實了稅收是公司財務政策的重要考慮因素，稅收、投資與財務政策之間在現實上存在密切關係。　　有關從稅負與投資決策關係方面發展公司理財理論的研究，朱利安·奧沃斯列舉了一些重要學術成果。Miller1997年指出，包含對權益收益（資本利得）優惠處理的累進個人所得稅的存在會導致公司總體上最優負債權益比率的分割均衡。然而，對每個個別公司而言，該負債權益比率則是不確定的。迪，安格魯和馬蘇里斯1980年就利得和損失的稅務處理方面的不對稱現象提出了另一種解釋：由於負債的納稅利益因公司的應稅額耗盡而減少（例如因為有利的備抵折舊——即公司為納稅目的而做出的虧損），作為公司稅盾的預期虧損可以導致一個最優資本負債率水平。奧拜克和金1983年發表的研究成果則表明，稅收與風險的聯合影響導致一種情況，在這種情況下財務政策是相關的。回報形式的變化與本質情形相交叉影響投資者的效用，導致多樣化並且決定內部解決方案。戈登和毛克爾1981年提出的模型可以清晰地顯示降低邊際債務融資優勢的破產成本，並鼓勵公司進行權益融資。詹森和麥克林1976年的研究解釋了在投資專案上最優債務權益比率在股東與債券持有者之間利益衝突方面的差異。　　上述研究從權益投資的角度揭示了股東累進個人所得稅負對財務決策的作用，說明了公司預期虧損的稅盾作用，提出了公司財務決策來自稅收與風險的交織影響和回報形式與本質情形的交叉影響，並討論了破產成本和最優債務權益比率的財務後果。這些成果有力地推進了涉及稅收的財務理論的發展，為進一步研究財務決策與稅務相關的問題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既然稅收對財務決策相關且長期股權投資是企業財務決策的重要方面，稅收對權益投資的財務政策選擇的影響便不言而喻。在實踐中，稅收對長期股權投資財務政策選擇的影響主要表現在有關經營地點、經營形式和籌資渠道的選擇、投資決策、資本成本、股利分派政策、轉移定價政策和外匯及通貨膨脹因素及其風險管理等幾個方面。本文後面各個部分將扼要探討這些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