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摘要 儒家道德及人際溝通哲學具有重要的現代意義。第一,儒家仁和禮的關係如何?第二,儒家如何處理禮的穩定性和變革?通過符號學家索緒爾對符號結構和特性的描述,以及對儒家經典進行文字分析,可以認為:儒家的仁和禮是相輔相成的關係———仁自身必然含有實踐的性質,而禮就是仁的外顯形體。對於禮的穩定性和變革的問題,儒家指出:禮既需要穩定性,也需要變革的空間,而禮的變革是必須在禮的穩定性基礎之上進行的。
有關儒家仁禮關係的論述,不少學者,如勞思光的“攝禮歸仁”說①、傅佩榮應用外國學者的“一體兩面”②、楊秀宮提出的“仁禮統一”、“仁禮一如”③等,都認為仁和禮是一個相連的整體。至於仁和禮的內部關係,不同的學者有不同的分析,如王邦雄、曾昭旭、楊祖漢以內外作區分,仁乃內(道德根源)、禮乃外(道德實踐)④,又有些學者以“主、次”、“先、後”等來分別指出仁和禮的性質⑤。莊錦章更以《仁的實踐》(“ThePracticeofJen”)一文,把仁解作是一門實踐的東西,並以此帶出禮的重要性,這便更顯出仁和禮緊密的內在關係⑥。然而是否有一套理論不但可以直接透視出仁和禮的結構,還可以很有效地突顯仁和禮在現實生活中的應用價值?這是有待探討的。在各學者論說的基礎上,筆者首先以符號學的始創人索緒爾對符號結構和特性的闡述來審視儒家仁和禮的結構,接著探討禮的穩定性與變革的問題,最後把符號學的思想融入儒家。在儒家文字方面,筆者取《論語》、《孟子》、《荀子》、《禮記》為主要的分析物件。在符號學理論方面,筆者以索緒爾、黃華新、陳宗明、沙夫等學者的觀點為主要的參考。
一、仁與禮å從符號的特性看仁與禮相輔相成的關係
人類是群體的動物,故在日常生活中都會與別人交際和溝通。符號就是使人類交際和溝通得以成功進行的東西。黃華新、陳宗明在《符號學導論》一書裡討論符號的功能時說å“人類的交際是不可能憑空產生,它必須藉助於一定的載體才得以進行,而這個載體就是符號。”①另外,波蘭哲學家亞當·沙夫(AdamSchaff)也說å“符號的明確功能就是作為溝通的媒介和為了溝通的。”②“符號的首要功能是去傳遞某些事物予某人、去告知某人有關某些事物。”③
既然符號與人際溝通有著密切的關係,它的結構如何?禮是否是符號?符號的結構和它的交際功能如何可以凸顯儒家禮學觀的現代價值?
(一)所指與能指å索緒爾論符號的結構
費迪南·德·索緒爾(FerdinanddeSaussure)是符號學的始創人。他的符號學理論是以語言系統來建立的。雖然他的符號學理論是以語言規律創建出來的,然而他亦認為這些理論應該可以適用於其他的表意結構,例如禮儀。他說å“我們認為,把禮儀、習慣等等看作是符號,這些事實也將顯得完全是另一種樣子。到那時,人們將會感到有必要把它們劃歸符號學,並用這門科學的規律去進行解釋。”④索緒爾認為符號的`內部結構由兩個部分組成,一是所指(signified),一是能指(signifier)⑤。就語言符號來說,所指是指概念,能指是指音響形象。在這裡,索緒爾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符號結構的基本原則。大致來說,一個符號之所以能成為符號,必須有一個概念和一個形體。形體用來承載概念。池上嘉彥指出,由於人心中所想的狀態是屬於概念或態度之類的抽象物,所以在一個人際溝通的語境裡,為了使其他人能夠意識到我們心中的所想和情意,那就必須有些有形態的東西作為在生活實踐上的媒介。比方說看見別人哈哈大笑,我們便意識到對方有開心的事情發生了。在此,哈哈大笑就是表示有開心事情發生了這概念的動作形體。又例如交通訊號燈,看見紅燈這個形體,我們便意識到“禁止通行”這個概念。看見綠燈這個形體,我們便意識到“允許通行”這個概念①。儒家的仁禮結構實質上也正是如此,可以看成為一套符號系統。例如為父母守三年喪這個行為,便是表達孝順這個仁的概念的形體。
(二)仁禮相輔相成的關係及各自的獨特性
從符號的結構來看,仁與禮的關係是彼此相輔相成的,並各自有獨特的角色———仁自身必然含有實踐的性質;而禮就是仁的外顯形體。“仁”字,漢許慎《說文解字》解作“親”的意思,從人從二。樊遲問仁,孔子回答å“愛人”(《論語·顏淵》)。荀子也說å“仁,愛也,故親。”(《荀子·大略》)由此可見,“仁”是在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中確立和存在的。當“仁”需要在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中確立時,社會上便需要一套大家都認識的言行規範來作為溝通媒介,否則,大家便不知道彼此的情意。例如仁有愛人的意思,若一個孩子跟父母說很愛他們,但永遠都沒有甚麼具體行動,大概我們也不怎麼覺得那個孩子真的很愛他的父母。究竟怎樣才算發揮了仁心?在人與人相處之間,道德是怎麼樣的東西?怎樣才得知自己實踐了仁?別人又如何領會到自己對他的仁心?《禮記·曲禮上》雲:“道德仁義,非禮不成”,又《禮記·禮運》雲å“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這兩段話說明了徒有仁而無禮是不行的。仁無論如何都是需要依靠具體的行為在生活中達成的。而儒家此種以禮成仁、以禮建立或加強人際關係的親和性的價值應是跨越時代的。
只有禮而無仁,儒家又怎麼樣評價呢?從符號的結構來看,若只有事物的形體而沒有事物的概念是不可以的。儒家也是如此。只有禮而無仁是沒有意義的。孔子曾說å“人而不仁,如禮何?”(《論語·八佾》)又說å“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論語·八佾》)可見,禮需要真實的情感來充實。事實上,在人際交往時,無論是什麼時代,一個人若處處行禮,但內心一點敬意也沒有,這樣的虛偽表現對於受事者來說根本起不到任何建立或維繫關係的作用,更甚者,還會反過來侵蝕禮本有的溝通功能和道德實踐的意義。這好比在雙方和解的過程裡,雖然說“對不起”是和解的禮儀,然而當一個人敷衍地說“對不起”時,“對不起”這句話的內涵實已被侵蝕,道歉的作用固然發揮不到,更甚的是惹來對方的反感。
由此說來,儒家的仁禮關係是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兩者是相輔相成的,仁需要禮才能彰顯,而禮亦需要仁來支撐。
二、禮的穩定性與變革
從歷史的角度看,禮是在變的。現今的禮已不同於古時的禮。禮作為符號,跟別人溝通,建立關係,並把仁心在人際之間具體地實踐出來,究竟禮需要穩定性麼?儒家對禮的變更態度是怎麼樣呢?符號學會否協助我們處理這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