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價值依歸與制度的談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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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依歸對制度的涵養研究。

關於價值依歸與制度的談談

民眾對國家政治制度的認同主要取決於對其內涵的接受程度,因此價值認同是制度工具性功能發揮的前提和關鍵。目前的相關研究早已關注到兩者的關係,並在不同視域下分析了中國政治制度現有以及應有的價值取向,其中多從現代追求的理念裡為其找尋價值依託。而由於當代中西共享的理念多來源於西方語境,所以對中國民眾的影響深度和廣度尚存侷限。旨在從中國的歷史中找到本土經驗,以期為制度設計探尋出更具認同感的價值重塑路徑。

一、繪事後素先秦儒學對名教的定位

儒家思想裡著名的三綱五常並非孔子創制,而是由董仲舒提出並作為一套尺度世人行為的價值標準,逐漸滲透在社會中成為統治的指導原則。由此可見,考察名教應當納入歷史的維度,諸子時的仲尼之道在歷經後代儒生們為適應統治需要的改造之後,其思想內涵逐漸脫離了原典正道,因而我們需要追溯本源,從孔孟的思想中來考察名教最初的價值承載。

在孔子的思想中,禮既是治國之綱,屬於根本的政治制度,同時又是禮儀上的規定,是婚喪嫁娶待人接物中的一系列儀則。孔子提出,協調人倫與社會關係、治理國家的各種制度和形式都要以仁愛之心作為基礎。而仁愛之心與禮制的關係在《論語》中被子夏形象地表達出來: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繪事後素是指,古人在絹布上繪畫,最後一道工序是鍍一層白色,由於絹布都是咖啡色或深黃色,所以白色雖看起來無色,實際上凸顯了所有顏色,所以素白可以使絹布上的圖案更加絢麗。以此做比,人心向善的品質是真正美麗的顏色,而外加的禮制教化是白色的裝飾,用來凸顯美好的人性本身,然而如果不能把向善的人之本性表現出來,禮儀規範就會流於形式。

在《論語》中,平均}一幾字便會出現一個仁,其中記載了孔子對多個學生問仁的不同答覆,然而幾乎都是因材施教不同的學生如何去踐行仁,至於仁到底是指什麼,在《公孫丑上》中,孟子認為,仁心有四端: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這契合了孟子人性善的主張,同時是為一系列儀則教化找到內在的存在依據。儒家重人倫,因而人性便構成了禮制的價值源點。所以禮儀規範是合乎於人的本性的規約和追求美好人生與人格的向善性引導,而非束縛人的制度之累,君主依此教化百姓便是行土道,是以德服人。

二、道化儒學為僵化的制度注入價值生機

在春秋戰國百家爭鳴的時代,政治與道德並非徑渭分明,諸子思考的多是救世之出路何在,而非扶持一姓諸侯稱霸天下。聖人不是君主的政治顧問,他們具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的情懷。以禮樂制度為例,儒學致力於恢復禮樂,目的在於匡正天下秩序,挖掘人性的善,使人民過一種道德的安樂生活。而自秦朝一統天下,建立了中央集權制度,君主的力量結束了春秋戰國諸侯爭霸的動盪局面,也終結了大部分政治思想家的獨立人格,旨在服務於統治者而對儒學原典的改造也開始了。

三、現實困境中國政治制度的價值認同缺失

當今社會,對於一國之認同主要建構在政治認同的基礎之上,因而認同本國的政治制度}一分關鍵,因為它關係到一國政府執政地位的正當性,以及社會的管理成本。而當下的中國同千年前的魏晉一樣,面臨著一種為制度找尋價值承載的緊迫需求。因為今天我國政治制度上的中國特色,不過是在借鑑西方制度之後,結合中國國情的改進。民主是不容置疑的時代潮流,然而中國不同於西方,西方的制度是由古傳承至今而沒有斷裂的延續發展,而中國民主的.歷史不過自清朝滅亡起,所以西方完備的制度背後有著自然法的價值支撐,而中國製度背後的價值認同卻至今未被建構成功。

關於自然法之於制度,相似於自然之於名教,都是一種秩序性背後的絕對性支援。西方制度背後的價值底蘊是一份歷史的饋贈,無論是自然法理論還是民主共和的精神,都是在整個西方文明發展史中逐漸深入西方人性格之中的。以自然法為例,古希臘羅馬時期的斯多葛學派將其視作宇宙的執行規律,人作為宇宙有機整體密不可分的一個環節,是小宇宙,所以人也必須遵循自然法的規約;托馬斯阿奎那將其論證為神的旨意,在宗教信仰廣泛的西方有足夠的力量支撐;後代以格勞修斯為代表的政治哲學家從人的本性角度,如趨利避害的天性來論述自然法。深入人心的對自然法的尊重,才是西方制度生命力的源泉。由此,人們對於制度規範的遵循,是出於對其所承載的自然法的信仰,而反觀中國的現狀則是,人們出於對制度約束背後的懲戒原則的恐懼心理而遵守規則。這種過分看重製度工具理性的態度是不可取的,由此建立起來的社會制度h}穩定也是不牢固且不能長久的。

面對工具理性氾濫的社會現實,如何才能避免制度文明的異化?如何才能塑造起民眾對於制度的認同感?如何才能避免規章細則的意義流失而浮於形式?我們需要從五千年的政治思想史尋找解決的答案。從士弼的名教本於自然中,我們可以很清楚地認清價值內涵之於形式的重要性,自然是名教得以紮根的土壤。孔孟的仁禮思想為何能塑造中華民族的性格特質,原因在於仁禮的概念是孔孟從社會中提煉出來的民風鄉情,所以我們的出路就在於從社會普遍認同的思想土壤中提煉出制度的價值承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