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學術與政治的調和關係而言，需以社會這一基本要素作為自己開展運動的發展背景，如何理解課程改革程序中學術與政治的調和?
在教育領域中極為重要的事件是實現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的調和，實現理論與實踐的調和。因此，學術和政治這兩個要素在具體應用層面被要求體現出調和的趨勢。而且，在課程改革程序中，社會人終究會藉助一種手段實現學術與政治兩者的調和。
一、課程改革需要學術與政治的雙向支援
所謂學術，是指系統專門的學問，是對存在物及其規律的學科化論證[1]。為此，學術傾向於以學科和領域來劃分。而伴隨著學科內容知識的不斷擴充套件、充盈，領域的界定由模糊到清晰，範圍由大到小的細緻化或由小到大的研究拓深，都表現了關於學術研究的細化。眾多學者在作學術的進展過程中秉持著自己學科內容的精緻化、純粹化的追求，更多地體現了一種理想主義。而政治作為各種團體或個人為了各自利益而達成的肯定關係抑或結果，勢必要通過各種途徑、方式、手段向社會成員宣傳、灌輸、滲透其所主導的政治思想、政治理念、政治價值、政治準則等，使社會成員認可，並按照統治階級的要求進行生產與生活[2]。從動、靜的層面關係而言，政治各種團體之間的關係呈現於一種不確定性、流動性，這種關係要素是由一定範圍內確定性的物質、人員等構成，較少更深層的拓展，而只呈現平面化的利益趨配，而政治也更多地呈現一種現實主義。
而在課程改革程序中，這個教育領域極為重要的事件勢必要實現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的調和，實現理論與實踐的調和。從這一層面上而言，學術、政治這兩個要素在具體應用的層面，被要求體現出調和的趨勢。
世間萬物，都並非對立存在，但凡藉助於一種手段，便可將之調和到為己所用。作為學術存在的理想化追求，作為政治存在的現實性利益分配，都通過人這一活動媒介調和而產生更有益於個體活動的具體實踐或理論指導。這是從廣義的學術與政治這兩者之間的關係而言的。如果將研究視野聚焦到某一特殊的領域，如課程改革這一研究範圍中，表面上來說，政治似乎要極力把控住學術，為“己”所用，為本集團的長遠發展謀取人才暴利，但如果從深層的`長遠的角度而言，被“束縛”在這一巨集大思想下的學術似乎更易看清這其中的利害關係，並以一種猛烈或柔和持續的方式，實現學術的“自由發展”，並反作用於政治的發展或變化的程序。
二、學術與政治走向調和
(一)我國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的理想
以課程改革為例，我國的課程改革是以基礎教育領域的改革重心的，因為基礎教育的課程改革是實施素質教育的核心環節[3]，是整個國民素質得以提高、發展的重要途徑。在課改程序中，以社會、知識、兒童為三大重心要素，倡導全面、和諧發展的教育，努力重新構建新的課程結構，使其體現課程內容的現代化，倡導建構的學習，形成正確的評價觀念，促進課程的民主化與適應性。單從課程改革的理念而言，全面、和諧、現代化、觀念、民主化等字眼均體現出了一種政治傾向，但並非說課程改革完全是由政治的現實性所“領導”下的一種變革抑或是對面向政治既得者的倒戈。從課程結構、課程內容、建構的學習、課程的適應性這些字眼出發，課程改革也極具有教育學者的教育理想。為此，從其理念而言，是可以實現學術與政治的調和的，但這種調和卻並不意味著兩者的統一。
(二)從歷史發展脈絡看兩者的辯證關係辯證
從布魯納的課程改革運動來說，這就是讓學術與政治實現調和的最為鮮明的案例之一。20世紀50年代末，蘇聯第一顆人造衛星上天，美國朝野為之震驚，也就是在此時，一切關於教育的大討論隨之拉開，杜威的實用主義教育思想也因為並沒有為這次事件做出“合理解釋”而受到美國全社會的質疑。為此，在1959年的伍茲霍爾聚集了美國各方面的專家，其中以著名心理學家布魯納為首，開展了關於重新認識教育現狀、實現教育改革的討論。作為此次課程改革運動的理論指導，布魯納的《教育過程》成為新教學論研究的代表。布魯納率領的這次課程改革，立足於結構主義理論的教育思想，認為知識是獨立存在的，可以被構建成一個個連貫的模式，形成不同的學科結構或學科體系。由上可知，此次課改的背景是由於政治原因——蘇聯的衛星上天，而美國在此方面的研究遜於蘇聯，而先前的實用主義思想為此受到質疑。此外，在新一輪的課程改革即布魯納所率領的課程改革運動中，又以布魯納的教育思想為指導理論，而並非單純受制於政治理論指導來進行。在這一層面上而言，政治理論是並不能單獨存在的，它需以學術相關理論為自己的切入點，在兩者的協調合作之中，實現具體實踐的新發展。
為此，從整體的關係層面而言，學術與政治兩者不一而足，是協調、合作的關係，而這種協調、合作並不意味著兩者的統一。學術與政治作為人的工具而言，並非對立、亦非統一，而是呈現一種調和的關係，並以一種動態“利益制衡”的方式為人所用、為實踐所用。
那麼，兩者又是如何實現調和的呢?下面，以課程改革中的三大要素來進行說明。
三、學術與政治調和的路徑分析
社會、知識、兒童是課程改革的基本指向“單位”，是課改不可或缺的因素。在改革的具體過程之中，必將要實現三者之間的利益平衡。
(一)社會的功用價值體現
從學術與政治的調和關係而言，需以社會這一基本要素作為自己開展運動的發展背景，即整體的國內、國際對於教育領域的具體要求。單從這一點上來說，社會這一基本要素更傾向於是政治利益既得者的鞏固手段，為了實現民族、國家、黨內、黨外的長遠協調發展，便必須在其教育根源上實現其保證其可持續的發展。
(二)知識的內容價值體現
在對於知識這一具體要求上來說，在選擇課程內容、編制教科書的過程中，需要考慮兒童的認知發展階段特徵、社會對於人才的需求傾向、政治既得者的鞏固傾向等。但追其本源，都是在以科學的發展的基礎上，保證兒童的自然發展，確保不壓制人性的自然階段。這作為具體的學科研究領域，是起著理論的指導性的。從這一方面而言，以兒童的相關研究作為基本立足點，綜合考量政治方面關於其利益的保障，來選取相關課程內容。
(三)三者的功能協調
所以，在這一方面來看，學術與政治在關於課程改革運動中的調和是在社會、知識、兒童這三者的關係之中，平衡其兩者的發展。學術與政治的關係並非對立，亦非統一，而是呈現一種調和的動態發展。在以為人所用、所思的程序中，人為地將兩者的平衡制約的路徑做出條分縷析，在這種平面化的關係分析之中，實現既得利益者(包含政治領域，也包含學術領域)的利益最大化，繼而實現平衡、可持續化的發展，即維穩性的發展。即便學術領域、政治領域如何變化，而社會人終究會藉助於一種手段，實現其維穩性、平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