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與型政治文化是現代民主政治的精神層面，沒有參與型政治文化的建立，就沒有民主政治的發展。下面是小編收集整理的論析現代社會的參與型政治文化，希望大家喜歡。
論文關鍵詞：參與化；公民文化；公民資格；中國參與型政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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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參與型政治文化是伴隨著政治文化的世俗化而逐漸形成的，阿爾蒙德所指出的融合了現代與傳統、東方與西方文化的公民文化正是培育參與型政治文化的理想土壤。西方公民文化傳統中，共和主義公民觀和自由主義公民觀基於不同的自由概念而呈現出二元對峙，而社群主義和公民資格理論的崛起正是應對了自由主義公民觀的現代性危機。雖然論戰雙方還沒有一個輸贏結果，但最終受益的是整個政治文化理論界，也為中國的參與型政治文化的構建提供了許多有益的啟示。
政治文化指的是政治的心理層面，按照G. A阿爾蒙德的著名定義:“政治文化是一個民族在特定時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態度、信仰和感情。所謂政治參與，是指公民廣泛參與國家政治生活，從而充分表達自身意願的過程，它是現代民主國家政治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參與型政治文化是政治文化的發展，它意味著社會成員在政治參與的心理方面，即人們對於政治參與生活的心理層面的各種態度，它們是內化於政治人的能力和屬性，亦即人的素質在政治參與方面的內容，因此它是一種潛在的、不成文和隱性的文化。
政治文化的世俗化和參與化
政治文化的發展集中表現在政治文化的世俗化和參與型政治文化的形成。西方著名學者亨廷頓和阿爾蒙德等，將政治文化發展歸納為政治文化的世俗化，而根據馬克思主義主體發展理論推匯出的政治文化的基本內容也與所謂世俗化的內容大體一致。政治組織原本是“人類適應外在和內在環境的最重要方式”，是人類所創造的客體之一。古典美德政治賦予政治生活以最高的道德目標，神學政治將之貴族化，政治生活只是少數精英的專利，而同平民百姓、凡夫俗子毫無關係。當社會從傳統向現代形態過渡，政治領域的“祛魅”使籠罩其上的神祕面紗被逐漸揭開，人們開始把政治生活看成生活方式的一種，尤其是看成謀取和保護個人利益的工具。“世俗化意味著人們的世界觀、思維方式以及社會角色定位標準的深層變遷，如果說傳統社會人們是以籠統的標準觀察客觀事物，具有濃厚的情感色彩，那麼在文化世俗化的現代社會，人們能夠以明確的、中立的方式觀察事物，在評價和錄用社會角色的過程中，現代世俗文化注重的是個人的成就，而非世襲門第。政治文化的世俗化同時也帶來了參與型政治文化的形成和發展。
參與型政治文化意味著公民開始把自己看作現代政治生活的主體，並通過各種途徑積極地參與政治生活，他們相信自己的政治能力。在傳統社會中，個人與政治國家密不可分，他們是政治社會中的組成部分，大部分個人都是消極的服從者，而不是獨立的個體。資本主義時代國家與社會的分化，使個人獲得了在社會生活與政治生活中的雙重身份，“政治解放一方面把人變成市民社會成員，變成利己的，獨立的個人;另一方面把人變成公民，變成法人”。現代社會的個人具有很強的獨立意識並且相信自己有能力影響和改變政治生活的執行，以獲得有利於自身利益的政治結果，於是他們逐漸轉變成了積極的參與者。這些都源於政治國家和社會的分離，以及生產力和科技水平的提高。正如美國政治學家所指出的“如果說現代世界正在進行著一場政治革命的話，我們或許可以把這場革命稱作‘參與革命’。在世界上所以的新興國家中，普通民眾與政治有關這一信仰—即他們在政治制度裡應該是一名被卷人其中的參與者—流傳甚廣。那些被排斥在政治之外的廣大民眾集團正在要求參與政治制度。因此，如今不承認對這一目標承擔義務的政治精英已寥寥無幾了。”正是鑑於這種趨勢的普遍性，德將這一參與型政治文化稱為“世界的政治文化”。
但是這種參與佔主導的政治生活形象的變化只是在整體趨勢上參與的加強，當這種政治文化的演進落實到某個政治個體時，則並不必然造成參與的結果。政治生活大體上依然存在三種不同層次的參與者，他們對政治的態度各不相同，與政治的距離也有遠有近，大體而言，他們是遠離政治的個體，順從政治的個體和積極參與政治的個體。這種多元混合的參與型政治文化真實地存在於每個國家。
公民文化的型別
阿爾蒙德和伏巴在《公民文化—五個國家的政治態度和民主制》中，以“政治參與”為觀察和比較的重點，分析了三種不同的政治參與者文化:村民政治文化，臣民政治文化和公民政治文化。村民政治文化所描述的是傳統社會中，政治領袖與宗教領袖的重疊，村民對政治體系沒有明確的意識，但對共同體具有強烈的感情，但是沒有形成調節他們與政治體系關係的規範和標準;臣民政治文化則是指對政治體系採取一種被動關係，只與政治體系的輸出有密切關係，而沒有積極的參與進去;公民政治文化存在於較為發達的社會，公民積極的參與政治生活，視自己為政治生活的積極成員，對自己的義務和權利有明確的意識，在任何層次上都存在對政治體系的評價和批評。
公民文化既不是傳統的文化，也不是純理性的現代工業文化，而是一種將傳統和現代完全融合的文化。它是“以溝通和說服為基礎的多元主義文化，是一致性和多樣性相結合的文化，是允許變革但要漸進性變革的文化”。傳統成分與現代成分在政治文化中的有機結合和平衡協調，將促進政治制度的穩定與健康發展。但是傳統文化和現代文化一樣，既可能導致政治參與，也可能導致政治不參與，例如，傳統文化影響下的公民，對政治象徵具有強烈的情感，他們不是出於自身的利益而是出於這種情感的驅使而投身政治;現代文化使公民將參與政治與其他活動作理性的利益比較，也同樣有可能做出不參與的抉擇。因此傳統與現代，參與和疏遠，積極與消極同時存在於一個政治共同體中，它們之間的平衡協調，有利於政治體制的穩定和健康發展。
以上三種參與型政治文化的劃分只是理論上的理想模式，實際上，在任何一個現代國家的政治文化中，都能發現至少三種參與者的存在，他們構成了政治參與的基本狀態，並且任何一種參與者都發揮著它自身的作用。因此，任何一種政治體系的文化都是混合體，“公民文化是一種公民、臣民和村民的混合”。
西方公民文化的演進，經歷了從古希臘城邦和古羅馬共和國的共和主義公民文化，到中世紀的貴族共和主義公民文化，最後發展成為個人主義基礎上的現代自由主義公民文化的過程。古典城邦共和國的積極公民(“天生的政治動物”)最終被市民社會的消極公民所取代，貢斯當(B. Constant)把古代希臘羅馬公民的“政治自由”與現代公民的“個人自由”區分為“古代自由”與“現代自由”，從而揭示了共和主義公民文化與自由主義公民文化的基本歧異。他指出，在古代人那裡，作為公民的個人在公共事務中幾乎永遠是主權者，但其在所有私人關係中卻是奴隸;而在現代人中，個人在私人生活中是獨立的，但其在公共事務中則僅僅是表面的和有限的主權者。因此，古代人的自由，旨在於公民中間分享社會權力;而現代人的自由，則旨在享受有保障的私人快樂。二與此類似的區分，還有伯林(I. berlin )的“積極自由”與“消極自由”，哈貝馬斯(( J. Habermas)所謂的“公域自主”與“私域自主”等等。
每一種歷史形態的公民文化都有其自身的特色，他們各自與不同時期的經濟、政治、社會因素的發展狀況相聯絡。值得注意的是，共和主義的公民文化與自由主義的公民文化在政治參與這個問題上，走向了兩個相反的方向:前者建基於集體主義，強調城邦公民或者貴族精英階層在政治生活中平等而積極地參與，而後者則更多的崇尚私人領域免於強制的自由權利，注重多元價值和制度規範。因此，二者的確具有不同的特殊困境，一是把“自由”主要理解為“政治自由”即公民參與公共政治生活，從而忽視了私人生活的自由和個人權利的保障，其危險就在於它以公共政治生活吞沒了個人生活的空間，即社會生活的“過度政治化” overpoliticization;另一個困境在於個人主義帶來的社會生活的“過度私人化” overprivatization，由於社會國家的巨型化，導致了人們不再相信自己有能力影響政治，在政治行為上表現為疏遠和漠不關心，由於商業的發達，人們更多地忙碌於物質追求，醉心於豐富絢爛的私人生活，從而社會團結也遭受相當的危機。同時我們也不得不承認這樣一個事實:有的個體天生就對政治不感興趣，他們選擇遠離，選擇將全部生命投入到豐富多彩的私人生活當中，哈貝馬斯稱這種現象為“公民的私人化症狀”。由於個人獲得了決定對政治生活採取何種態度的自由權利，“他們都不必然是政治動物，縱然生活在一個社會中，他們也不需要關心這個社會的政治，不需要積極參與政治生活，也不需要珍重社會的政治體制和價值觀”。
社群主義與公民資格理論的挑戰
當代社群主義的興起正是迴應了自由主義的公共性危機，它常常被稱為‘“自由主義的最凶惡的敵人”。其中心論斷是:共同體的價值在各種自由主義的正義理論中，或者在自由主義社會的公共文化中都沒有得到充分的承認。他們認為就算不把對共同體的考慮置於自由和平等之前，也有必要給予同等程度的重視。自由主義也對此作出了兩種迴應:一是羅爾斯的政治自由主義，這本身是一種對自主的信奉的撤退;另一種是自由主義的民族主義，希望通過構建共同的民族身份、民族語言來形成維繫公民的參與和國家的團結。參與型民主正是致力於通過對差異性的商議(即積極的政治參與形式之一)來建構社會團結的新紐帶，重構參與型的政治文化。可見，當代社會的參與危機確實是值得我們關注的一個重大話題，也是所有政治理論都必須正視的一個挑戰。
社群主義實際上是共和主義的積極公民傳統在當代世界的迴響。在政治參與問題上，社群主義與自由主義的分歧依然徘徊在共和主義的公民文化觀與自由主義的公民文化觀的二元框架之內，一個強調積極的政治參與，一個則保護私人生活的自由。社群主義一直試圖論證自由主義的個人主義已經不能解釋或維繫共同情感、共同身份以及任何可行的政治共同體都需要的邊界，不過這不但沒有走出反而強化了消極公民與積極公民的二元對峙，它只是試圖解釋自由主義以個人主義為基礎的公民觀無法維繫共同情感、共同身份以及任何可行的政治共同體所需要的邊界。那麼，兩種自由是否非此即彼的關係呢?
關於政治自由與個人自由的關係問題，貢斯當對於法國大革命期間由最初公民政治參與激情高漲到後來人人厭惡政治的情況進行了分析，他強調:第一，私人生活的自由須以政治自由為保障，如果公民們都不參與政治從而放棄有效制約公共權力，那麼歸根結底私人生活的自由是沒有保障的.;第二，一個民族的偉大素質只有其公民充分參與行使政治權力才能發展起來，因為政治自由擴大人的精神境界，提高人的思想層次，並塑造該國公民的一種群體性知性素質而奠定該民族的光榮和昌盛。因此，所謂私人生活的自由與政治參與的自由，在貢斯當看來決不是非此即彼的關係，重要的是要學會把兩種自由結合起來。
晚近公民資格理論的出現，就是立足於超越自由主義的個人主義和社群主義的集體主義之間的對立，試圖把自由主義的正義要求和共同體成員資格的要求整合在一起亡為了克服‘、公民的私人化症狀”，公民共和主義內部的兩大陣營:“亞里士多德式的共和主義”者堅信政治參與本身就是具有內在價值的，因而貶低私人生活的價值，但是這種觀點難以被大多數人接受;另外一個陣營則承認許多人在不同程度上對政治天生就缺乏興趣，所以要對積極公民資格的要求予以限制以便容納那些不同的優良生活觀，他們把政治參與所需要的各種基本品德看作是維繫正義制度的工具性手段。他們所要求的社會公共生活以及對公民社會中對平等規範的支援都體現了自由主義的根本價值，並致力於尋求培養公民品德的苗床，比如市場、公民社會的自發機構、家庭、學校等。
公民共和主義通過、公民資格”的理念試圖把自由主義的正義要求和共同體成員資格的要求整合在一起，這也是對兩種公民觀的一種綜合與超越。他們看到，現代民主制的健康和穩定不僅依賴於基本制度和正義.而且依賴於民主制下的公民的素質和態度—譬如:他們為了促進公共利益以及為了使政治權威承擔責任而參加政治活動的願望等等。如果沒有這些素質的公民的支撐，民主制將步履維艱甚至趨於動搖。如哈貝馬斯所言，一隻有在人民盡力支援的前提下，這樣的憲政制度才有價值。
建構中國的參與型政治文化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中國市場化和民主化的演進，人們的政治觀念和行為產生了深刻變化。公民自我意識在不斷增強，自我價值實現意識同傳統的民族整體自下而上發展的意識相結合，逐步增強歷史使命感、社會責任感、主人翁意識，更加關注國家、人民利益，也更關心政治，積極投身改革，形成了建國以來前所未有的政治參與的全新格局。現代中國的政治文化基本上也體現了世界政治文化發展的參與化趨勢。
現代公民的基本政治人格特徵表現為:認同並效忠於狹小社群或政治共同體，個人作為國家或其他較大的政治共同體的一分子，具有歸屬感和責任感;對於政治系統與個人之間的互動關係具有充分的感知，有較強的政治效力感。相信自己有改造或影響政治環境的能力，主動參與政治過程或介人政治活動:樹立起以理性和績能為基礎的新的政治合法性觀點，期望以個人的後天能力和貢獻為準則而非以個人先天的背景和屬性來評價一個人的社會價值;具有較強的政治行為能力，瞭解政治理論且有政治實踐經驗，富有理性和懷疑和批判精神，對公共目標以及個人利益要求合理期望、相信他人、寬容歧異、與人合作、願意妥協，重視公共利益、遵守法律規範、不盲目猜疑、不獨斷專行等政治道德修養。政治現代化和政治文化世俗化是一個持久的過程，一旦在這一過程中堵養出具有上述人格特徵的現代公民，開發中國家的民主政治將由此奠定堅實的社會基礎。
就我國目前的現狀來看，大體上存在“公民文化”所包含三種層次的參與者:第一，狹隘觀念者:對政治體系所知所知甚少，甚至一無所知的公民;第二，順從參與者，也稱被動型參與者:“‘已成為政治體系組成部分的，並對政治體系施加於他們生活的影響或潛在影響有所認識的公民。”第三，積極參與者:.‘他們表現出來的是對社會的輸入過程，也就是對那些促使他們介入政治的過程有一定的認識，並形成了鼓勵自己利用各種參與機會的態度，也就是相信自己只要努力去做就能夠影響國家的政治事務。”
對此有學者提出中國參與型政治文化的培養的途徑之一就是要逐漸消除狹隘觀念者，積極培養順從參與者，重視和正確引導積極參與者。存在一種否定、‘狹隘觀念者”在政治參與中合法地位的傾向，並急切的希望能消除“狹隘觀念者”。持此觀點者認為，我們開發中國家急切地需要建立、健全民主政治，因而必然產生與這種急切相對應的擔憂—恐怕公民參與性的減低，恐怕冷漠情緒的蔓延會阻礙民主的發展:但是‘這不僅與.‘公民文化”本身應有之意相悖，而且從現實性上看也是比較理想化的。或許我們只能通過某些途徑調整三者的比例，至於消除某一層次，可能會破壞“公民文化”的平衡性—非參與型政治取向與參與型政治取向構成一種“平衡的政治文化”，因為其中既有“政治的積極性、參與性和理性，但他們又因為消極性、傳統性和對狹隘的地方性價值的獻身而得到了平衡”。另外，全民的政治參與也很難總是以制度化形式出現，因此更難控制和引導，會給政府工作帶來新的難題。
需要指出的是，中國的參與型政治文化與西方國家參與型政治文化存在著深刻的差異，如果說西方國家的公民參與危機源自於個人主義傳統，是一種因社會生活的過度私人化而導致的低參與現象;那麼，中國政治文化發展的問題，則是由前現代‘臣民文化”向現代“公民文化”的轉型。在具有深厚專制主義和宗法主義傳統的中國社會，有“族民”、“子民”、“黎民”和“村民”而沒有“公民”。建構公民社會和公民文化，是中國民主化的重要步驟。由於中西政治文化的歷史差異，我們不能簡單地照搬和直接套用西方政治理論。
張明澎在《中國“政治人”》一書中，對中國公民政治素質進行調查報告，調查內容包括政治觀念(或曰政治參與態度)、政治知識和政治技術、以及政治參與經歷。結果顯示，中國政治人的基本政治態度可以概括為四個字:敬而遠之。也就是尊重政治，崇尚政治，對政治給予積極的價值評價，但同時又迴避政治，不願意參與政治，或者在不得已參與時採取不認真、敷衍的態度。“敬”主要是因為中國人向來相信“性善”，對政治的“原始信念”就是把它看作是管理國家、為人民服務的高尚事業，不過在具體問題上，又傾向於將政治參與跟切身的物質利益相分離，因而往往採取“遠之”的行為方式，體現出一種倫理型的政治參與觀，而區別於西方的功利型政治參與觀:雖然西方政治文化出於對人性的“幽暗意識”，進而把政治也看成是罪惡的、骯髒的，但出於自身利益考慮，又往往積極地投身其中，甚至會採取種種措施防止統治者將不正當的企圖付諸實踐。中國公民的基本政治態度，造成了政治參與行為的兩極化基本特徵:一極是在非常時期的參與狂熱，另一極是正常時期的參與冷漠。
現代政治學理論表明，穩定的民主制度的運作，需要的既不是狂熱的參與，也不是參與的冷漠:它需要的是一種冷靜的、有節制的、制度化的參與態度。這種理想的參與態度既不是來自以“揚善”為核心的傳統的中國文化，它對人性的估計過於樂觀和理想，對政府信任有餘而監督不足;也不是來自典型的以’“抑惡”為核心的西方文化，它對人性的認識充滿了“幽暗意識”，對政府懷疑有餘而信任不足。培養公民參與的理想土壤應該是東方與西方文化的結合—公民文化，同時政治參與還與公民的政治素質密切相關，這也是晚近公民資格理論所強調的內容。《中國“政治人”》對我國公民政治素質調查的平均得分為3. 3分(滿分10分)，大大低於民主國家公民素質標準5. 5分，而且不同的社會階層，不同的受教育水平等原因導致了公民政治素質存在較大的差異性.這更增加了情況的複雜性，可見我們前面的路還很長，還很艱難。
另外，參與型政治文化還主要與我國政治、經濟、文化和大眾媒體狀況相關，與社會轉型、教育水平、西方思想的傳入、地理條件以及個人個性氣質等相關。比如我們的經濟發展相對落後，而且相當不平衡，政治制度缺乏實施性的具體專案等等。因此，要排除政治參與型文化塑造的不良制約因素還需要經濟、政治等多方面的配合發展，重視政治社會化對參與型政治文化的配合作用，培養具有理性、參與、開放等基本屬性的現代公民和現代人。
拓展：參與型政治文化的內涵及特點
參與型政治文化是美國政治學家阿爾蒙德和弗巴於1963年出版的《公民文化》一書中提出的概念，隨後成為政治學的重要概念而被廣泛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