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意識形態與譯者的文字選擇
《簡愛》作為十九世紀英國文學史上一部偉大的經典之作，一直深受世界各國讀者尤其是青年女性的青睞。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簡愛》譯介到我國，距今已有近百年的歷史。在我國，《簡愛》不但被多次復譯,而且還登上了銀幕與舞臺。無論是哪一種藝術形式，都被奉為“經典”。然而,縱觀《簡愛》譯介到我國文化場域的漫長曆程,由於受到不同歷史時期歷史、政治、文化語境的影響,其經典地位的確立並非一帆風順。1927年，武光建把《簡愛》節譯成中文，取名為《孤女飄零記》，但直到1935年12月，才與中國讀者見面。第一部完整版的《簡愛》是1933年7月李霽野完成的，1936年9月生活書店印行，書名《簡愛自傳》。黃源深先生翻譯《簡愛》是在1992年，當時中國剛剛走出八十年代末的經濟蕭條，迎來前所未有的經濟繁榮時期。黃源深先生重譯《簡愛》，一方面是由於長期以來對這部小說的喜愛，小說中男女主人公纏綿悱惻的愛情故事深深地吸引了他；另一方面，在他看來，一部外國文學鉅著好比一處儲量豐富的礦藏，每個譯本代表著對它的一次挖掘，只有多次詮釋和傳達，才能慢慢地接近對這一作品的確切認識和理解。而不同譯者的審美觀點、價值取向、翻譯風格、語言特點因人而異，且隨時代的變遷而發生變化。所以無論是同一年代還是不同年代，都需要通過對這一作品不斷重譯和復譯來體現這種差別和變化。
二、意識形態與譯者對文字的理解
意識形態操縱外國文學經典的建構是一個複雜的過程，不僅表現在對文字的選擇上，還影響並制約著譯者對文字的理解。譯者在解讀原文字的跨文化交流中，總是不可避免地受所處社會、歷史、文化背景的支配，同時將個人的觀念、觀點、階級立場、思維模式等因素滲入其中。尤其當源語與譯入語文化背景差異很大、或者出現文化衝突時，譯入語文化語境中主流社會意識形態會無形地制約譯者對原作的理解與闡釋，甚至會使譯者歪曲原作資訊、曲解原作人物形象。由此，《簡愛》這一外國文學經典在中國建構的過程，絕不單純是文字的轉換活動,就本質而言,它是一種主流意識形態操縱譯者，進而為本土政治、文化服務的社會實踐活動。也正是因為如此,李霽野先生的《簡愛》譯本出現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社會背景下，簡以敢於鬥爭、勇於追求自由與平等的新女性形象出現在國人面前，順應了當時中國社會的歷史潮流。總之，外國文學譯作就像是一面鏡子，折射出的不僅是原文字的文化與資訊，更能反映譯入語文化場域中的'主流意識形態的強有力的操縱。
三、意識形態重構外國文學經典的文化功能
既然翻譯是一種“文化改寫”，也是一種“文化操縱”，外國文學經典建構就是譯入語文化場域中“主流意識形態”出於某種目的而解構並重建該文學作品文化功能的過程。具體而言，譯入語文化場域既具有掩蓋和消解外國文學經典原有文化功能的力量，又能為這些作品賦予（或者強行施加）新的文化功能與社會意義。尤其在諸如民族存亡、政治動盪、制度更迭等特殊時期，在意識形態的操縱下，譯者特意選擇那些能為某一階級或團體服務、具有政治利用價值的文學作品，並對其進行本土化傳譯，就是希望這些作品能發揮其典範作用,從而“強化意識形態話語,鞏固其在文化多元系統中的主導性地位”。李霽野翻譯的《簡愛》譯本中體現的革命精神，以及近乎歸化成中國革命女性的“簡”的形象正符合“五四”新文化運動社會環境的需要，但是客觀地說，當時譯入語場域中的社會、歷史、文化環境強加給譯者太多的內容，譯作在很多方面已經脫離了原文字。
四、結語
時代呼喚著與之相適應的外國文學經典作品的出現。雖有時代和階級的侷限性，但《簡愛》歷經漫長的經典建構過程,仍然以一種不可抗拒的力量吸引著廣大的中國讀者，展示著人類經典文學鉅著的魅力。然而，不可否認的是，每個年代的《簡愛》中譯本總是不可避免地受譯入語文化場域中“主流意識形態”的操縱：一方面影響譯者的文字選擇，另一方面也影響著譯者對文字的理解與傳譯。與此同時，必須在文字闡釋者（這裡主要指譯者）的本土化闡釋的努力下,才能實現其經典身份的建構。簡言之,外國文學經典建構絕不是一種單純的文字轉換,實際上自始至終都在無形中受到社會意識形態強有力的操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