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人(馬克思———筆者注)的逝世，對於歐洲戰鬥的無產階級，對於歷史科學，都是不可估量的損失……正像達爾文發現有機界的發展規律一樣，馬克思發現了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馬克思的歷史哲學思想是馬克思的遺產， 是人類的思想財富。毋庸置疑，對歷史科學的探索，以及對人類歷史發展規律的發現，都是馬克思的歷史哲學思想的構成。不僅如此，包括晚年人類學研究，東方社會的設想，“歐洲中心主義”的解構等，都是馬克思的歷史哲學思想的體現。但馬克思的歷史哲學思想並不是一蹴而就和蓋棺定論的。正如馬克思的新唯物主義哲學觀有其形成、成熟和發展一樣，馬克思的歷史哲學思想也同樣經歷了探索、形成和發展等時期。可以說，《德意志意識形態》(以下稱《形態》)既是馬克思的新唯物主義哲學觀的形成標誌，又是他歷史哲學思想形成的標誌。因為馬克思在《形態》中形成了科學的歷史觀，他不僅明確歷史是現實的歷史，而非觀念的歷史;而且還發現了歷史演進的機理，即生產與交往;甚至首次明確地提出歷史向世界歷史轉變這一科學論斷。
1.歷史是現實的歷史
把“歷史”作為一門科學進行研究並不是馬克思的首創，同樣，把“歷史”提到哲學層面進行分析也不是馬克思的獨創。但對全部唯心主義歷史觀，特別是對黑格爾以後的“德國的批判”的唯心史觀進行批判，以及從新唯物主義的立場來重新解釋歷史則是馬克思的貢獻。
歷史，對於全部唯心主義來說，總是遵循在它之外的某種尺度來編寫的， 它是在每個時代中尋找某種範疇來進行演繹和解釋觀念的歷史。按照這種歷史觀的理解，歷史是一種觀念的歷史，並且首先是不以現實的存在作為前提的。因為在這種歷史觀中，“現實的生活生產被看成是某種非歷史的東西， 而歷史的東西則被看成是某種脫離日常生活的東西， 某種處於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東西”。也就是說，這種歷史觀由於忽視歷史的現實基礎， 把歷史的東西當作是非歷史的東西，因而它只能從觀念中得出歷史。例如“法國人”和“英國人”把歷史當作是政治理論鬥爭的歷史，而“德國人”則把歷史當作是概念、理論的歷史，黑格爾就把歷史看作是絕對精神的歷史。
對此，馬克思對這種唯心史觀，特別是對那些天真地以為通過宗教批判， 從而把一切都歸結於宗教觀念進行批判就實現了對思辨歷史進行批判的“德國的批判”進行了徹底的批判。馬克思指出，他們的歷史觀並沒有超出德國的純粹的民族性， 甚至比夢想德國統一的啤酒店庸人帶有更多的民族侷限性。因為他們雖然解體了絕對精神外化歷史過程的純粹體系， 但他們只把歷史交給了像“神人”、“大寫的人”、“唯一者”等種種臆想的東西來支配，甚至斷言只有“批判和批判者創造了歷史”。這樣，歷史就變成了“德國的批判”所構建的歷史， 而所有現實事件卻被他們給遺忘掉了。馬克思說：“或許這些理論家有朝一日會著手探討真正的歷史主題，……那時他們也只是提供觀念的歷史，這種歷史是和構成這些觀念的基礎的事實與實際發展過程脫離的。”正如聖布魯諾在《18 世紀政治、文化和啟蒙的歷史》所描述的那樣，歷史只不過是以虛構和文學編造為根據，而“根本不提真正的歷史事件，甚至不提政治對歷史程序的真正歷史干預”。為此，馬克思總結到，這就好比世界歷史都只不過是“德國的批判”在爭吵中而形成的。
但與此不同，馬克思認為，歷史就是現實的歷史，“歷史不外是各個世代的依次交替”。它屬於“從直接生活的物質生產出發闡述現實的生產過程， 把同這種生產方式相聯絡的、它所產生的交往形式即各個不同階段上的市民社會理解為整個歷史的基礎”的新唯物主義視域下的歷史。馬克思指出，這種新歷史觀會使我們更加明白“德國的批判”把歷史理解為是自我意識的觀念性的歷史是如此的錯誤。因為歷史作為現實的歷史， 它不僅表明自己的形成不是觀念的臆想而是關於活生生的現實的積澱， 而且還表明人在建構歷史的同時也受前歷史時期所形成的結果影響。因為歷史在其發展的過程中總是在現有的生產資料的基礎上推進自己的程序的。同時，作為歷史的構成的人與自然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都離不開前代人所留傳下來的大量生產力、資金和改造了的環境。正因為如此，思辨的歷史不攻自破，他們所臆想的“自我意識”、“神人”、“大寫的人”、“唯一者” 等的歷史必然是以現實為基礎的，沒有這些“現實”作為基礎，他們甚至不能從事臆想。
因此， 馬克思明確指出，“我們開始要談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條，而是一些只有在臆想中才能撇開的現實前提。”這就是說，歷史是以現實為基礎的，歷史就是現實的歷史，而“現實”正是馬克思開展他的哲學研究的前提，即現實的個人，現實的生產活動(感性活動)和現實的感性世界。由此，馬克思推出全部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與此同時，馬克思分析了四重原初歷史關係。第一重原初的歷史關係就是生活資料的生產，即生產滿足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需要所必需的資料的活動本身。馬克思把這重關係看作是一切人類生存的第一個前提，也是一切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第二重關係是新需求的生產，即再生產。如果說第一重關係是一切歷史的第一個前提，那麼這種新需求的生產就是第一個歷史活動。第三重關係是人自身的生產， 即繁殖， 家庭關係的構建。家庭是歷史發展過程中的第一個社會關係。至此，需要強調的是， 馬克思明言以上三種關係並不是三個不同的階段，而只應看作是社會活動的三個方面。第四重關係是由生命的生產所表現的雙重關係， 即自然關係和社會關係。在馬克思的文字內容中，我們可以明顯地發現，馬克思並沒有就自然關係進行過多的說明，而是大量地分析社會關係。顯然， 這是與他對歷史進行“現實”解讀所對應的，當然“現實”是包括了自然在內的現實，但馬克思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人”身上來考察歷史。
事實上， 馬克思在謄清稿的第一個方案中刪去的一段話那裡就明確向我們表明了他的歷史考察方向。這段話是：“我們僅僅知道一門唯一的科學， 即歷史科學。歷史可以從兩個方面來考察，可以把它劃分為自然史和人類史。……我們需要深入研究的是人類史，因為幾乎整個意識形態不是曲解人類史， 就是完全撇開人類史。” 這段話彰明瞭三重核心價值。第一，馬克思在此只把歷史當作唯一的一門科學來研究。這可以看作是他進行唯物史觀研究的強調。第二，馬克思並沒有把自然史排除在歷史之外， 而是認為歷史包括自然史，並且指出它們是相互依存的。第三，馬克思表明了自己的考察方向，即深入研究人類史，而不是有關自然科學的自然史。同時，馬克思還指出了他之所以要進行人類史研究的原因，即“德國的批判”沒有正確地把握到人類歷史，他們要麼錯誤地理解，要麼直接把它扔到一邊置之不理，這表明馬克思要對“德國的批判”所操持的那種唯心史觀進行批判， 而這也正是他創作《形態》這本書的目的所在，即清算自己的哲學信仰，並以此闡明與德國哲學意識形態的見解所對立的見解。
綜上，無論是通過批判異己的見解的形式，還是通過闡明自己的'見解的形式， 馬克思都表明他對歷史的理解是屬於與唯心主義的理解相對立的唯物史觀的理解。因為歷史在他看來就是現實的歷史，就是現實的個人在現實的感性世界中從事現實的生產活動而形成的現實的歷史。2
2.生產與交往是歷史演進的機理
在《形態》中，馬克思的歷史哲學思想除了把歷史重新明確為現實的歷史之外， 他還發現了歷史形成的關鍵，或者說是歷史演進的機理，即生產與交往。可以說， 這個偉大的發現正是馬克思自覺地站在現實的基地上來對歷史進行重新分析所必然得出的結果。因為無論是對原初歷史的四重關係進行分析， 還是對後來所推演出的歷史進行分析， 特別是對市民社會進行分析， 其分析的最終結果都表明生產與交往是歷史在現實中的最大對映。換言之，都證明了生產與交往是歷史演進的機理。
不難發現， 過去一切思辨哲學對歷史的分析之所以都沒有形成科學的歷史觀， 除了前面所提到的是因為他們沒有站在現實的基地上， 把歷史理解為是觀念的歷史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們沒有注意到歷史存在著生產———交往這一形式，沒有注意到自己、世界都是處在這種形式中的， 沒有注意到歷史的推進是得益於生產———交往的自身變遷的。 而這又是與他們只是沉浸在“愛好寧靜孤寂，追求體系的完滿，喜歡冷靜的自我審視”的哲學思索中相對應的。不可否認，在《形態》之前， 馬克思同樣沒有真正發現這個公開的祕密。在此，之所以說生產與交往已經是個公開的祕密，是因為生產———交往這對概念在當時的德國理論界實際上已經是一對較為流行的概念了。我們可以從被恩格斯稱為“經濟學的路德”的亞當·斯密到赫斯的經濟學研究中明顯地看到這一對形式的推演。如果說“勞動”在國民經濟學那裡還只是以謀生活動的形式出現， 還沒有關涉到社會生活和社會關係等， 那麼赫斯則實現了從社會關係的角度來論證人的本質，即“交往關係”。也就是站在社會生活交往的關係中來解釋人的“共同活動”。因為在赫斯那裡，人的現實本質和能力都被他看作是人與人在經濟學層面的交往活動的體現。然而，赫斯雖然發現了生產———交往這個祕密， 並站在社會生活交往的關係中來解釋人的“共同活動”，但他卻把生產———交往的關係顛倒了，認為是交往決定生產，生產是通過交往才得以實現的。他說：“人與人的交往越發達，他們的生產力(Produktionskraft)也就越強大，在這種交往還狹小的時候，他們的生產力也就低下。”這種理解的直接後果就是將交往置於生產之上， 沒有意識到交往是生產的結果， 沒有意識到交往只是物質生產的一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 因而最終又重陷入唯心主義之中，把“交往”當成某種理想化的交往，脫離現實生活。
隨著對政治經濟學研究的深入， 馬克思看到了這種“交往———生產”形式的唯心主義本性，並在《形態》中將它們顛倒過來。這種顛倒意味著馬克思從現實生活出發，把它們重新理解為是歷史演進的機理。正是在這個意義上， 赫斯成了在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領域中最有資格的被批判者。在此，問題緊接著就來了，那麼馬克思是如何將這對在德國的理論界中已經是流行的概念顛倒過來的?或者直接地說，馬克思是如何把這對流行概念理解為是歷史演進的機理的?要回答上述的問題，首先要明確馬克思在《形態》中對現實歷史的研究是直接定位在市民社會上的，因為在馬克思看來，“市民社會是全部歷史的真正發源地和舞臺”。由此可見，市民社會是構成馬克思的科學歷史觀的前提性視域， 也是他進行歷史研究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事實上，通過透視《形態》不難發現，馬克思正是通過對市民社會所存在的現實關係的考察來批判“德國的批判”的荒謬歷史觀的;並且，馬克思指出，市民社會在一切時代都是國家和意識形態的基礎， 市民社會是歷史的代言，考察市民社會自然就是考察歷史。正是緣於市民社會對於馬克思的歷史哲學思想的重要性， 日本學者甚至為此形成了一個市民社會派馬克思主義，這個學派包括專長於《資本論》的內田義彥，內田義彥思想的繼承者平田清明和望月清司等實力派馬克思思想研究者。然而，儘管馬克思本人經常對市民社會進行界說，而且自馬克思之後對馬克思的市民社會理論所進行的研究也已取得豐富成果， 但正如哈貝馬斯在《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中所說的一樣，“要在有關書籍中尋找關於市民社會的清晰定義自然是徒勞的。” 這種說法無疑是正確的， 因為市民社會範疇在馬克思的不同時期、不同著作、不同語境中往往表現為不同的運用，甚至如在《形態》中出現把“真正的市民社會”等同於“資產階級社會”的情況。但不管情況有多複雜，正如馬克思所指認的，市民社會都是全部歷史的熔爐，是全部歷史的基礎。因此，考察馬克思是如何發現生產與交往是歷史演進機理的， 就直接考察生產與交往是如何在市民社會中成為推動歷史演進的機理的。
為此，要實現對上述問題的回答，必須要回到問題本身中，也就是要回到生產與交往本身上。因為市民社會“始終標誌著直接從生產和交往中發展起來的社會組織。”可見，只有通過對生產與交往進行科學的分析才能如實反映上述的原理。首先，在生產(生產力)方面，正如日本學者巖佐茂先生指出：“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處於一定歷史發展階段的社會被認為擁有通過物質生產所獲得的‘生產力的總和’、‘生產力的總體’”。這就是說，生產力的發展與成果構成了社會歷史形成的前提或基礎，社會的歷史階段總是通過“生產力的總和”、“生產力的總體”來表現自己的。同時，生產(生產力)又決定了社會歷史的形態，手推磨創造的是封建社會歷史形態，蒸汽磨創造的是資本主義社會歷史形態。但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市民社會又包括“各個人在生產力發展的一定階段上的一切物質交往”。因此，歷史的演進不是單方面的，並不是說單方面的生產就能完全折射了整個社會歷史的發展樣貌， 其實它更多地要通過交往來顯現出來。因為交往它首先被理解為不可或缺的“人類的現實的存在狀態”。在廣義上，交往包括人與自然之間的交往和人與人之間的社會交往;在狹義上，它包括個人的生產交往、物質交往和精神交往。同時，從邏輯上看，生產向社會生產力總和的轉變必須以交往為必要條件;而從歷史上看，生產的過程就是交往的過程， 交往本身的運轉就是歷史本身的演進。但儘管如此，交往卻又是由生產決定的，生產(生產力)的發展狀況直接決定了交往的形式。
至此， 馬克思僅是向我們表明他發現了生產與交往這對歷史演進的機理， 但他並沒有就生產與交往是如何推動歷史演進的而進行分析。事實上，通過考證可以發現，在《形態》中，馬克思僅僅只是提到：“一切歷史衝突都根源於生產力與交往形式之間的矛盾”，而沒有點破這種矛盾是何以成為社會革命基礎的。只有到了後來隨著馬克思把重心重新放回在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中時，他才完善這一歷史哲學思想。因此，我們說，《形態》只是馬克思發現生產與交往是歷史演進的機理的著作， 而不是馬克思這種歷史哲學思想的展開和完善。
3 歷史向世界歷史轉變
正是得益於站在現實的基地上對歷史進行重新理解，並由此發現了生產與交往是歷史演進的機理，馬克思在《形態》中才首次明確地提出歷史向世界歷史轉變這一科學論斷。因為在馬克思看來，當生產(生產力)自身獲得長足發展， 同時與之相伴隨的交往成為普遍交往時， 歷史也就自然地衝破原先的“氏族性”、“民族性”、“地域性”等侷限，轉變為“世界性”的歷史。可以說，“歷史轉變為世界歷史” 同樣是馬克思的歷史哲學思想的最重要原理之一。它不僅勾畫了人類史、世界史的形成原像， 而且通過馬克思對這一歷史哲學原理形成的前提條件分析， 它向我們披露了資本主義發展的深層本質， 甚至這一歷史哲學原理在今天對我們進行“全球化研究”仍有方法論的指導意義。
正如馬克思要為全人類謀福利的人類性、世界性的人生抱負一樣， 馬克思創立的科學歷史觀同樣具有一種開闊的世界歷史性視野。早在《評李斯特》中，針對弗·李斯特在《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中所表現的強烈民族主義色彩， 馬克思就自覺地站在古典經濟學的世界主義市場上， 指出工業具有超越民族侷限的世界歷史性， 並認為民族所從事的生產和交往本身也超民族性，是為整個人類社會而從事的生產與交往。馬克思說：“凡是民族作為民族所做的事情， 都是他們為人類社會而做的事情， 他們的全部價值僅僅在於每個民族都為其他民族完成了人類從中經歷的自己發展的一個主要的使命(主要方面)。”但不可否認，馬克思當時所肯定的“工業”所具有的“世界歷史意義”只是理論的運演和出於批判的需要， 還沒有科學地站在現實歷史上來具體闡述這種“世界歷史”本身。只有到了《形態》時，馬克思才完全意識到歷史是現實的歷史，並自覺地站在“現實”的基地上分析“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變”是何以可能的。
在《形態》的《費爾巴哈》章節中，馬克思首次明確提出“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變”。他說：“各個相互影響的活動範圍在這個發展程序中越是擴大， 各民族的原始封閉狀態由於日益完善的生產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間的分工消滅得越是徹底，歷史也就越成為世界歷史。”那麼，在這裡，馬克思又是怎樣分析這種歷史轉變的發生的? 或者說歷史轉變為世界歷史是如何發生的? 在馬克思看來，首先，從根本上看，“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變”的根本的實際前提就是生產力獲得巨大的增長和高度的發展。因為只有在這種發展下， 人們的世界歷史性存在才能成為經驗現實的存在， 否則只會發生貧窮的普遍化。其次，“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變” 還必須依靠交往的普遍化和世界市場的形成。當然，生產力的高度發展必然會促進交往向普遍交往轉變， 而世界性的普遍交往也正是世界市場形成的體現。可以說，普遍交往和世界市場既是生產力高度發展的結果，又是它的前提，因為生產力在獲得自身的高度發展時必然會促使交往的擴大和生產產品的世界市場銷售， 因此普遍交往和世界市場必然會形成;與此同時，普遍交往和世界市場本身往往又會反過來成為生產力發展的動力。如果普遍交往中止，世界市場消失，生產力也必然會失去驅動力從而減慢甚至停止發展。最後，世界歷史的形成還要求現實的個人衝破地域限制，成為世界性的人。因為世界歷史的人必然是要有世界歷史性視野和經驗的人。不難發現，上述三個方面不僅在生產力與普遍交往和世界市場上既是前提又是結果， 而且在世界歷史與它們的關係上也是既作為前提又表現為結果的。
與此同時，馬克思強調“歷史向世界歷史轉變”並不是“自我意識”、“抽象人”等進行思辨式的形而上推演的結果。馬克思指出，歷史的這種轉變是可以通過經驗來得到確定的事實， 並且每一個現實的個人都可以證明這一事實。對此，馬克思舉了兩個例子進行說明。第一個例子就是英國機器的發明， 馬克思認為這屬於可以通過經驗進行確定的世界歷史性事實。因為英國機器的發明直接取代手工生產，直接提高了生產率，而這種生產率的提高對於其他落後的國家來說又是一種毀滅性的打擊， 它更加快速地改變了這些國家的存在方式， 也就是那種狹隘的原始方式向所謂的更加“文明”的方式靠攏。第二個例子是發生在19 世紀由砂糖和咖啡這兩種產品所引發的戰爭而彰顯的世界歷史性。砂糖和咖啡本來只是作為人類自我豐富的生活資料，但當它們因為拿破崙於19 世紀推行大陸體系政策而導致匱乏時， 人們需要砂糖和咖啡的願望就轉化為實際的動力，從而激起了人們去爭取砂糖和咖啡，因此由這兩者所引發的戰爭就爆發了， 而這種戰爭並沒有地域的侷限， 因為對砂糖和咖啡的需要本身就不存在地域的侷限。可見，通過這兩個例子，馬克思向我們證明了“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變”是可以通過經驗而得到確定的事實。
至此， 馬克思向我們分析了“歷史向世界歷史轉變” 的前提以及它的實現是可以通過經驗事實而得到確定的事實。但他還沒有分析世界歷史本身是在哪個歷史演進階段生成的。
通過透視《形態》不難發現，馬克思通過對分工和所有制的關係進行分析， 向我們確證了世界歷史本身是在資本主義所有制關係的歷史演進中生成的。按照馬克思的分析， 資本主義所有制關係的歷史演進主要分為三個發展階段。第一個發展階段是工場手工業的生產時期，也是資本主義的最初發生。在這個歷史階段中，工場手工業推動了產品在數量上和質量上的發展，使得所生產的產品不僅可以供應整個國內市場， 而且還有大部分可以供給國外市場。這種情況隨著美洲和通往東印度的航線的發現得到了進一步的擴大。“隨著美洲和通往東印度的航線的發現，……首先是當時市場已經可能擴大為而且日益擴大為世界市場，所有這一切產生了歷史發展的一個新階段。”第二個發展階段是從17 世紀中葉到18 世紀末。在這個階段中， 工場手工業的生產對於其本身的發展慢慢地變得越來越不重要，並日益被商業和航運所取代，因為它本身的發展變成了取決於商業的發展。與此同時，隨著商業和航運取得快速發展， 資本家快速搶佔世界“新大陸”， 因為各殖民地對他們來說都是強大的世界市場，因此世界市場也慢慢地被各主要強國所瓜分。第三個時期是馬克思所稱的“大工業”時期，即最廣泛的分工時期，因為這時期“把自然力用於工業目的，採用機器生產以及實行最廣泛的分工”。在這個時期中，競爭的加快促使世界各國為了能夠生存下來從而紛紛發展大工業。正是在大工業的作用下，世界歷史開始真正形成，因為大工業消滅了各國以往的孤立狀態，“它(大工業)首次開創了世界歷史，因為它使每個文明國家以及這些國家中的每一個人的需要的滿足都依賴於整個世界， 因為它消滅了各國以往自然形成的閉關自守的狀態。”同時，大工業還創造了在所有的民族中都具有同樣利益的階級，這個階級取消了民族的獨特性，成了與整個舊世界相對立的階級。在此，馬克思雖然並沒有指明這個階級就是無產階級。但毋庸置疑，這個階級就是無產階級， 並且無產階級自身就表明了它是具有世界性的意義的。可以說，世界歷史的形成是與無產階級出場直接相掛鉤的，只有無產階級的出場，歷史才被稱為世界性的歷史。由此可見，資本主義所有制關係正是世界歷史產生的“真正誕生地和祕密”所在。
不可否認，馬克思在《形態》中雖然明確提出了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變，但不難發現，那時的馬克思還沒有形成比較系統的世界歷史理論， 也沒有就世界歷史進行展開論述， 而只是簡單地說出這種世界歷史的產生源於生產力的發展和世界市場的形成。只有到了《共產黨宣言》時，馬克思才形成較為系統的理論體系，也是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才就世界歷史形成的外部條件、內部因素和社會後果進行系統的論述。但這也並不意味著《共產黨宣言》就是馬克思的世界歷史思想的完成。事實上，馬克思在後期的著作中都一直對其進行補充和發展，甚至晚年在解構“歐洲中心主義”時還對其進行了修改。可見，世界歷史思想也只不過是馬克思的歷史哲學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綜上，《形態》是考察馬克思的歷史哲學思想的重要文字之一，它標誌著馬克思的科學歷史觀的形成。在那裡，馬克思站在新唯物主義的立場上，不僅明確了歷史是現實的歷史，而且發現了歷史演進的機理，即生產與交往， 甚至首次明確地提出歷史向世界歷史轉變這一科學論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