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人格；獨立率真；任放中和人格是指人的性格、氣質、能力等特徵的總和。性格作為一個人穩定的心理因素，它的構成是十分複雜的，是在其哲學思想、人生觀以及人生經歷等諸多因素的綜合作用下形成的。它與氣質、能力、興趣等一起成為人格的重要組成部分。本文想就陶淵明的人格及其形成原因進行簡要評述。
談到陶淵明的性格，前人和今人有太多的觀點和看法，有人認為是“寡默與任放”《讀陶叢札》，也有人說是“明徹達觀”《明徹達觀，新奇真實》。我認為陶淵明的性格是“獨立率真”、“中和任放”。蕭統在《陶淵明傳》中說陶淵明是“穎脫不群，任真自得”。這在陶詩中就能得到很好的印證。如“久在樊籠裡，復得返自然。”，“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真想初在襟，誰謂形跡拘。”，“天豈去此哉，任真無所先。”。《莊子·漁父篇》說：“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可見“真”就是自然。在陶淵明而言就是如何保持自然，也就是如何才能不被異化。
實用主義哲學家和機能主義心理學家瞻姆士將人的“自我”分析為“客我”和“主我”。“主我是行動的自我，人格的動力和獨特性均來自於主我；客我則是社會的自我，以及角色的扮演，反映的是社會的經驗。”淵明想保持自然就必須任“主我”而同“客我”進行鬥爭。這種鬥爭的力量來自嚮往自由的生命本性，鬥爭的目的也是為了解放被束縛的心靈。所以對生活在兩漢經學統治相對鬆弛的陶淵明，出於對形體和精神雙重自由的追求，言行舉止表徵為對自然的嚮往熱愛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但是應當指出的是，這裡的“自然”不是我們現在所認為的“自然”，“淵明之‘自然，而是一個來自老、莊、郭象的哲學範疇，指的是一種自在的狀態；含有自由的趣味；以‘自然化解人生的苦惱，以‘自然之患。所以淵明的歸田，既非為了虛浮的隱居的高名，也非為了世俗的道德的忠義，而只是為了在‘大偽斯興。”《歸園田居五首之一》：“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這是詩人從彭澤隱居後的第二年春天所寫，開頭就點明自己從小就不迎合世俗，本性就喜愛恬美靜穆的山林園田生活。《讀史述九章之九》：“遠哉張公，肅然何事。……獨養其志。”擺脫了現有的生存方式，不慕榮利，忘懷得失，這在詩人心中是早有此意的，他的居官，除了一般士人共有的信念和抱負之外，更重要是以居官為途徑通向更為自由的大道。不料事與願違，淵明非但沒有獲得先前所希企的自由，相反失去了更為重要、更為本原的自由。“何曠世之無才？罕無路之不澀。”不是世上沒有安邦定國的棟樑之才，而是當時的社會制度幾乎把所有通往正道的仕途之路全部阻塞了。所以我們的詩人“寧故窮以濟志，不委曲而累己。”他的堅定信念可見一斑。首先，他經受住了來自官方的壓力。朝廷多次對他徵召，都堅決頂住了：“頃之，徵著作郎，不就。”。“義熙末，徵著作佐郎，不就。”，他是真正不同於“身在江湖，心懷魏闕”之輩的。其次，他同樣經受住了生活困窘的折磨，轉而躬耕不怠，大有收穫。淵明“任真”，因此他不言諱利，而所需不過乃正當衣食。既不同於傳統儒家鄙視勞動的觀念，也異於同時代“虛談廢務浮文”的玄學家。儒家認為“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在“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中國封建社會，只有通過讀書進而出仕為官才是正道，其他實現自身價值的途徑、方式都是不足掛齒、不登大雅之堂的。即使是隱士，骨子裡對儒家的這一信條也是始終恪守不渝的。只有淵明是既歸隱又力耕的，這正是他任真的體現。他在《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之一》中寫到：“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瞻望邈難逮，轉欲志長勤。秉來歡時務，解顏勸農人。”他自嘲對孔老夫子的“憂道不憂貧”力有未逮，因而就轉向躬耕，並對農業勞動信心十足。試想如果一個只以隱居為平臺而內心另有他求的所謂隱者，要毫不猶豫並持之以恆地操持起為儒家所鄙夷的稼穡之事，那是不可想象的，中國兩千多年的歷史也已證明了這一點。而陶公做到了，“孰是都不營，而以求自安。”，他把躬耕勞動放置在了人性起碼良知的心理層面，成了他的生活憑藉和精神寄託。另有《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雖未量歲功，即事多所新。耕種有時息，行者無問津。”《歸園田居》其三：“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陶公力耕自養的欣喜之情躍然紙上。正如李澤厚所說：“所以只有他，算是找到了生活快樂和心靈慰安的較為現實的途徑，無論人生感嘆或政治憂傷，都在對自然和農居生活的質樸的愛戀中得到了安息。陶潛在田園勞動中找到了歸宿和寄託。”綜上所述，陶潛的哲學思想、人生觀以及他的出仕、歸隱與躬耕，無不體現著他“獨立率真”的性格，而他的性格的另一方面“中和任放”也是貫穿其中。如果說“我豈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是他“任放”性格的最好表現的話，那麼他與眾不同的歸隱方式和態度，則最能說明他的中和。淵明的入山，不是盧藏用待價而沽的市儈手段的“終南捷徑”式的隱逸，不是陶弘景幕後操縱的遙控伎倆的“山中宰相”式的隱逸，也不是皇甫希之點綴當朝的假冒勾當，更不是謝靈運無補於世的自我麻醉。而是“在黑暗而多歧的世途中，以其所秉持的注滿智慧之油膏的燈火，終於覓得了他所要走的路，而且在心靈上與生活上，都找到了他自己的棲止之所，而以超逸而又固執的口吻，道出了‘託身已所得，千載不相違。將孔子道家化。受老莊和魏晉玄學影響，但並不沉溺於老莊和玄談，他是一個很實際的、腳踏實地的人，做縣吏就有勸農之舉，做隱士又堅持力耕，與虛談廢務浮文妨要的玄學家很不同。”淵明的思想熔鑄了儒道兩家的精華，圓融無礙，並結合自身的生活實踐，因而具有與眾不同的視點和特色，更為可貴的是，他還把思考生活的結論用來實踐，以實際行動反過來證明自身觀點的正確性。可以說正是在儒道兩家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淵明獨立而不群，率真而不矯糅，中和而不偏激，曠放而不任誕的獨特性格，鶴立於兩晉文人之林，屹立於古代詩人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