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陶淵明所處的社會，正是晉宋之際，各種階級矛盾、民族矛盾和統治階級內部矛盾異常尖銳複雜。
孫恩、盧循農民大起義動搖了司馬氏的統治基礎。統治階級內部，為了爭奪政權，叛亂迭起，北方少數民族的政權，也時時窺視著南方。兵連禍結，戰亂頻繁，勞動人民，乃至廣大的文人士大夫都處在禍亂之中。一些士大夫把官場視為畏途，稍有不慎，就可能招來殺身之禍。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中，要實現儒家“兼濟天下”的理想是不可能的。那麼，崇尚老莊，歸隱田園，就成了一時風氣。陶淵明歸隱田園，正是受魏晉以來名士傳統的影響，尤其是受東晉士人清虛恬淡心態的影響，加之黑暗汙濁的現實，和他不與統治者同流合汙的性格，從而形成了他“不慕榮利”、“忘懷得失”的人生態度。而歸隱田園，“獨善其身”，是他最理想的歸宿。這也是當時社會環境、社會風氣影響的必然結果。
連年的戰亂，給大批人帶來了不自然的死亡。人民、特別是文人士大夫出於對生命的強烈留戀，和對於死亡的無比恐懼，開始注意壽齡問題。各種宗教在這個問題上，也想盡辦法。
於是，道教想用人為的方法使人延年長壽（用煉丹求仙追求長生不老），什麼“長壽丹”、“寒食散”等物，盛行一時；而佛教則想用輪迴的說教，解脫人們的迷惘。但是，佛教的說教，道教服食丹藥的求仙方法，很難讓所有的名士接受。吃長生不老之藥而斃命的情況時有發生，即使是未死的人中，也未能長壽。這樣，就引起了一些文人士大夫的懷疑，甚至否定。向秀《難稽叔夜養生論》中就說：“導養得理，以儘性命，上獲千餘歲，下可數百年。未盡善也。若信可然，當有得者。此人何在？目未之見。此殆影響之論，可言而不可得。”嵇康的所謂“導養”，就包括“服食養生”，向秀說這是“影響之論可言而不可得”，是不能相信的。於是，士大夫中的一些人，轉而追求另一種藥物的滋補養生的作用——飲用藥酒，其中包括“菊花酒”。陶淵明是喜歡酒的。飲酒賦詩本是隱士的生活內容之一，酒與陶淵明有不解之緣。蘇軾曾說：“淵明之詩，篇篇有酒”，雖然有點誇張，但陶淵明好酒，陶詩中多涉酒字，卻是不爭的事實。可是，他並不是醉鬼，不像“竹林七賢”或“朝中名士”那樣“昏酣”。這在《飲酒詩序》中說得很明白：“餘閒居寡歡，兼此夜已長，偶有名酒，無夕不飲。顧影獨盡，忽焉復醉。既醉之後，輒題數句自娛；紙墨遂多，辭無詮次。聊命故人書之，以為歡笑。”他喜歡飲酒主要是閒居生活缺少樂趣，需要填補生活的空缺，每次痛飲之後，都要題詩以“自娛”。“酒醉”之後，還能夠寫詩，可見，並沒有真醉。正如蘇東坡評論他的'“但恐多謬誤，君當恕醉人”時所說的“此未醉時說也，若以醉，何暇憂誤哉？”這說明他飲酒時不會昏酣狂醉。他的飲酒一是“寄酒為跡”（蕭統《陶淵明集序》），二是飲用菊花酒以延年益壽。 二、菊花以其觀賞性、藥用性、飲用性，而受到古代中國民眾的喜愛。
金秋時節，秋高氣爽，金菊醇香。各種花色、各種形狀的菊花競相開放，爭奇鬥豔，形成一種特殊的景觀，令人賞心悅目，其淡淡的清香，聞之沁人心脾。其明目的作用，既可入藥，又可成為代茶的飲料，菊花茶也就成了廣大民眾喜愛的價廉物美的藥茶品。
我國是一個酒的國度，釀酒歷史悠久，品種豐富多樣，享譽世界。酒文化體現了我們的民族精神，民族性格。“酒能祛百慮，菊為制頹齡”，就是對酒的藥用價值的認識和理解，是民族文化的沉澱。正因為如此，飲用菊花酒，釀製菊花酒，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那麼，我們現在就來探討菊花是否有藥用價值，古人是否認為菊花有延年益壽之功效呢？根據現代科學分析，菊花中含有菊苷、腺嘌呤、膽鹼和揮發油。它既有殺菌作用，又對中樞神經有鎮定作用。我國古代對菊的食用性、藥用性早就有所認識。屈原說：“夕餐秋菊之落英”（《離騷》），《初學記》引東漢應劭《風俗通》雲：“南陽酈縣有甘谷，谷中水甘美。雲其山上大有菊花，水從山上流下，得其滋液，谷中十餘家，不復穿井，仰飲次水，上壽百二三十，中百餘，下七八十者，名大夭。菊花輕身養氣，令人堅強故也”。《水經注· 湍水注》雲：“湍水又南，菊水注之。水出西北石澗山芳菊溪，亦言析谷，蓋溪間之異谷也。溪旁悉生菊草，潭澗滋液，極甘美。雲次谷之水土，餐挹長年。司空王暢，大傅袁槐，太尉胡廣，並汲飲次水，以自綏養”。這都說明古人認為菊花可以服食飲用，而且可以“制頹齡”，延長壽命。即是現在，我國還有食用菊的生產，廣東每年都有食用菊出口港澳地區，至於菊花入藥更是常識。由此可知，陶淵明飲用菊花酒，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通過上面的探討，可以得出結論，陶淵明愛菊的真正原因，是愛菊花的服食性，愛的是它的食用價值，他愛的是飲菊花酒，愛的是菊花的藥用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