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本站小編收集的關於《關於全面治理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的意見》的看法!
治理工資拖欠離不開大資料監管
日前，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於全面治理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的意見》。按照《意見》要求，全面實行農民工實名制管理制度，嚴厲查處拖欠工資行為，努力實現到2020年基本無拖欠的目標。(1月20日新華網)
凡到年關，“治理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總會迎來從上到下的紅標頭檔案潮，有的是“全面治理”，有的是“專項治理”，還有的是“突擊治理”。這一方面說明，政府部門確實對此問題高度重視，但從另一視角看，十幾年了仍在年年發文治理，也說明這個問題至今沒有得到很好解決，必須要依靠一年一度的“運動式執法”來兜底。
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為何如此難以治理?過去人們普遍認為是缺少狠招，於是《刑法修正案(八)》中增設了“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儘管加大了威懾力，但欠薪畢竟是綜合性的社會問題，並不是只靠一味的嚴刑峻法就能徹底解決。相比之下，從這次的《意見》中，我們能看到很多技術層面的改進，比如實行農民工實名制管理，比如推行銀行代發工資制度等。
雖然這些技術改進看起來有點“小兒科”，但有效的監管本來就是一個細緻的技術活兒，一點點的技術改進就是不斷完善的過程。比如美國勞工部為了治理欠薪，幾年前就推出了一個叫做“勞工部-考勤表”的智慧手機程式。通過這個免費程式，僱員可記錄個人或多人的正常工時、休息時間和加班費，自己建立一份工資記錄表。如果發生勞資糾紛，政府介入調查，而僱主又聲稱沒有保留精確的考勤記錄，這項程式所記錄的資訊就能派上大用場。
當然，所有微小的技術改進要想形成合力，還得基於一個共生的土壤，那就是：大資料。馬雲有一句名言，“未來製造業要的不是石油，最大的.能源是資料。”大資料的商業價值讓人憧憬，大資料的政務價值同樣巨大。資料不是礦藏，而是土壤，基於大資料的監管，會變得更加透明更加有的放矢。就像《促進大資料發展行動綱要》中強調的，要建立“用資料說話、用資料決策、用資料管理、用資料創新”的管理機制。
以上海為例，目前上海已建立起所有入滬建築企業面面俱到的大資料庫，全市建築工程不分大小，農民工工資必須每月按規定期限線上支付。哪家建築工地出現拖欠，勞動監察部門不光線上實時監察，還自動納入監控黑名單庫線上“丟人現眼”，到年底，一系列綜合懲罰手段還要對失信企業再算一回總賬。如此一來，企業欠薪失信的成本會很高，自然更有威懾力。
拖欠農民工工資經過多年治理，之所以效果仍不理想，很大程度上正是因為地方治理的年末運動戰思維太濃，而沒有基於大資料的常態監管意識。“資料收集和資料分析必須成為基層部門的一種文化，一種管理哲學。”著名資訊管理專家塗子沛曾在《大資料》一書中發出這樣的呼籲。但願此次國務院的《意見》也能促進大資料思維在治理欠薪頑疾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治理拖欠農民工工資重在長效
近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於全面治理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的意見》，從規範企業工資支付行為、健全工資支付監控和保障制度、推進企業工資支付誠信體系建設、依法處置拖欠工資案件、改進建設領域工程款支付管理和用工方式等五個方面，提出十六條具體治理措施。
每逢新春佳節臨近，有關農民工討薪的辛酸事總會爆發式增長，但問題顯然是平時積累下來的。所幸，《關於全面治理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的意見》重在“全面”，而不是著眼於一時一事。
這些年來，各地在治理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上做了許多工作。比如上個月，廣西住建廳印發了《關於加強建築施工企業總部管控能力建設的指導意見的通知》，存在拖欠農民工工資等不誠信行為的建築企業，將與全國互聯互通被列入全國“黑名單”。但是，毋庸諱言，問題依然客觀存在，依照《關於全面治理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的意見》，仍有大量工作要做。
先看看近期的一些新聞：在鄭州，七旬老人嶽中蘭率一家九口討薪半年，至今只拿到1000元;在西安，農民工李家富討要工資時，被老闆開車拖掛倒地致死。這只是極端的、被公開的案例，之外的呢?
在百度上搜索“欠薪”二字，會跳出23萬條新聞。僅是這幾天的事件，就叫人目不暇接。“青島專項檢查欠薪，為萬人討回4246萬工資”“武漢一公司負債數億，法院截留400萬發欠薪”“張掖臨澤縣為農民工追討欠薪2840萬元”“承德豐寧為農民工追討欠薪3200萬元”……
這些新聞傳遞出的資訊表明，歲末年關，是各地農民工大軍發起討薪行動的高峰期，也是相關部門突擊整治欠薪的集中期。不得不說，各地各部門在過年之前對欠薪的高度重視、緊急行動，恰恰印證了清欠在平日裡並沒有被足夠重視，或者說日常工作並沒有做到位。
如今新出臺的“意見”，明顯已意識到了根治欠薪的“短板”，把重點放在了健全預防和解決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的長效機制上。“長效”意味著一年365天，天天有效。尤其對那些容易發生拖欠工資問題的“重災區”——工程建設、勞動密集型加工製造、餐飲服務等行業，要求健全源頭預防、動態監管、失信懲戒相結合的制度保障體系，完善市場主體自律、政府依法監管、社會協同監督、司法聯動懲處的工作體系。
這些“體系”“機制”，實施起來任重道遠。正像人社部副部長邱小平接受記者採訪時所說：解決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涉及面廣、政策性強、難度很大，必須依靠各級政府高度重視，統一領導，統籌協調，才能確保各項政策措施落到實處。所以，要拔除這一根深蒂固的社會“頑疾”，“意見”給出的時間表是2020年。
五年時間，對隨時有可能被欠薪的農民工來說，是一段挺長的時間。但對政府各職能部門來說，又非常之短。因為任何機制的完善都不可能功畢一役，必須點點滴滴積累，慢慢走向成熟。
這就要求職能部門不可一天懈怠。欠薪問題，需要平日裡用水滴石穿的勁頭去努力解決。問題出現之前有預案嗎?出現之後處置得當嗎?現有的法律執行得力嗎?這都是職能部門必須捫心自問的。
治理拖欠農民工工資，重在長效。只有平日努力作為，才不致年關突擊而為。新常態下，面臨的局勢更加錯綜複雜，治理欠薪問題更加考驗執政者的智慧。一方面，對惡意欠薪者，必須依法治罪，決不姑息;另一方面，對非惡意的經營失敗者，要儘可能去解困紓難，對事態的緩解有所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