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管理報酬契約 會計政策選擇 機會主義 效率性
一、管理報酬契約與會計政策選擇
在契約的架構中,企業在本質上是一個契約的連線點,其功能在於通過界定各利益集團取得其於企業中分配現金流量與其他資源的權利,來規避各利益集團出於自利行為而導致的利益衝突。公司制下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導致企業經理和股東之間存在潛在利益衝突,而管理報酬契約因其可調和經理與股東之間的潛在利益衝突而成為企業眾多契約中的一種。這一契約通過對經理人員報酬的構成作出約定,激勵經理去選擇和實施可增加股東財富的活動,從而控制經理人員道德風險來達到降低代理成本的目的。管理報酬契約也因此成為控制代理的一種重要。
簽訂管理報酬契約的關鍵在於確定業績衡量的標準。如果可以直接或間接地觀察到代理人的努力程度,對於風險中性的股東而言使用固定工資是最優的選擇。但如前所述,由於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股東要觀察代理人的努力程度是不可能的。相反,我們卻可以在某種程度上觀察到經理人的回報。根據代理理論,讓代理人分享部分回報則可以是一種次優合同。這裡,回報是業績衡量的標準。由於回報通常是以淨收益表示的,這就給會計系統提供了報告淨收益的機會。這樣,管理報酬契約應當是一種依賴企業淨收益變數的線性報酬方案。實踐中管理報酬契約通常由固定工資、分紅獎勵及長期獎勵構成,而分紅獎勵與企業淨利相掛鉤,因此,企業的會計數字就成為管理報酬契約制定與執行的一個重要依據。
瓦茨和齊默爾曼(1986)認為,財務會計的一個重要功能在於為企業中各類契約的訂立與執行提供相應的資料,以界定契約關係。然而,由於財務會計資訊是對企業過去的情況進行反映的一種性資訊,倘若僅僅依據當期淨收益確定經理報酬存在著嚴重缺陷:淨收益對經理努力所帶來的全部經營成果的反映是滯後的,並導致經理經營的短期問題。例如,對開發專案的投資可以提高未來期間的盈利,但卻導致了當期的費用增加和利潤的下降;對當期賒銷出現的損失也只能估計,而賒銷政策是經理人員當期努力的組成。基於此,為了克服這種以會計資訊計量業績而帶來的經營短期化現象,有必要將會計資訊之外新的資訊作為變數引入報酬契約中。常見的變數是股票價格資訊。當然,我們又不能將管理人員的報酬完全建立在股票價格基礎之上,因為股票價格受到諸如利率變化、匯率波動等系統風險的,同時由於噪聲交易者的存在使股票價格甚至無法完善地收集公共資訊。以股票價格作為經營成果衡量標準使管理人員承擔了過多的風險。最理想的報酬契約應將股票價格和淨收益共同作為業績衡量標準,這也已為眾多經驗研究成果所證實(ＢｕｓｈｍａｎａｎｄＩｎｄｊｅｊｉｋｉａｎ,1993;ＫｉｍａｎｄＳｕｈ,1993;ＦｅｌｔｈａｍａｎｄＸｉｅ,1994)[1]。
在證券市場有效的前提下,股票價格將“恰當反映”當期經理決策所帶來的未來現金流量的變化。一個有效的市場可以“洞穿”會計數字而不被“愚弄”。因此,在管理報酬契約同時利用會計資訊與股票價格資訊的情況下,經理同股東一樣,成為分享企業剩餘的索取者,對企業剩餘的分享一部分來自於分紅,另一部分則來自於因企業股票價格變動而導致的個人財富的變動。當然,最有效的效用標準或組合標準有賴於公司的組織結構和所處的外部環境[2]。
由於管理報酬契約中分紅計劃對會計數字的利用,我們預期經理人員對會計政策的選擇會產生濃厚的興趣,經理人員有動機利用會計準則容許的會計政策選擇權,選擇那些使自身效用最大化的會計政策來達到改變契約中會計數字的意圖, 這便構成了實證會計理論的分紅計劃假設。分紅計劃假設認為,若其他條件保持不變,實施分紅計劃的企業經理人員更有可能採取可提高當期報告收益的會計政策(Ｗａｔｔｓａｎｄ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1986)[3]。這樣,通過提高報告收益的現值可提高經理人員報酬的現值。對分紅計劃假設細節的檢驗結果為我們提供了更豐富的資訊內涵(Ｈｅａｌｙ,1995)[4]:(1)如果盈利低於支付紅利的最低目標盈利水平,則經理人員便有進行“鉅額沖銷”(ｂｉｇｂａｔｈ)的動機,即通過提前確認費用或遞延確認收入,以進一步降低當期收益,從而提高未來期間盈利;(2)若實際盈利高於目標盈利的上限,則經理人員存在通過遞延盈利來降低報告收益的動機,因為超過上限的盈利將使他們永遠失去獲得這部分紅利的機會;(3)僅當企業盈利界於分紅計劃的上下限之間時,經理人員方會如分紅計劃假設所言,篡改盈利額來提高分紅的現值。同時,如果經理人員的分紅計劃中包括了認股權,則他們更願意選擇平滑收益的會計方法,以保持股票價格的穩定增長。總之,不論怎樣,經理人員總是試圖操縱能夠納入分紅計劃的收益來提高自身的報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