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新文化發動之後，白話文開始為中國的變革做好準備。為白話文的變革做準備的就是新詩，可以說，新詩是新文化運動的“排頭兵”。新詩在中國的歷史地位是極其重要的，沒有新詩的嘗試，就沒有其他一切白話文體的出現。沒有一切白話文體的出現，中國的政治，經濟，科學等等的變革不知道又是什麼樣子。
新詩既然說到“新”字，那必然與舊體詩有區別。這種區別在三千年的中國詩歌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其新就新在有目共睹的形式上，以白話行文，自由排行，與傳統詩詞的格律做了徹底的決裂。可以說，新詩的出現，既是中國詩歌的形式變革問題，也是一個關於詩歌觀念與創新的問題。縱觀90年的新詩創作，雖然借鑑了西方自由體的形式的新詩，但在寫作技巧與內容上來說，中國古體詩始終是影響著新詩的創作。比如技巧上賦比興、內涵的意境都有所傳承。早期的新詩音律上也是有傳承的，只不過早期的新詩的創作先鋒們的主張是：破壞舊韻，重造新韻。劉半農就是這種主張的新詩理論家之一。戴望舒的《雨巷》就是實踐這種理論的最佳新詩之一。而後的幾十年直到今日，新詩的創作者們卻淡忘了新詩的音韻，這也是今天的詩歌窮途末路的原因之一。
借鑑西方的自由體與傳統的古體詩的內涵都是我們新詩不可缺少的血液。然而，如今的`創作並非如此。許多詩歌創作者只知道詩歌的自由創作，隨心所欲，在技巧上與內容上不予重視，寫出來的新詩要麼淺顯直白，了無詩意。要麼做出來的詩，深奧的無人能讀懂，甚至成了佛家俚語。我想，這兩方面的弊病可能成為今天的詩歌窮途末路的另一原因。
先談談淺顯直白的新詩，新文化開始，胡適主張的是“作詩如作文”要求文言一致，話怎麼說，詩便怎麼寫。胡適當時的主張是沒有錯的。要想從古體詩轉變成白話詩，在當時是不容易的。可以說相當於專制的封建帝王向民主的政體轉變那樣不容易。最初的白話詩跟最初的民主政體一樣是很稚嫩，我們可以能理解的。可是，經歷了幾十年的創作實踐，還依然保持當初的幼稚，讀者是不能接受的。語言鬆散直白，結構的殘缺，沒有詩歌的節奏與音律的新詩，讓讀者似在讀文章，而又沒有文章的縝密邏輯。這必然遭到讀者的唾棄。
淺顯的新詩畢竟還能讓讀者讀的懂，可是，那些深奧的的新詩就不一樣了，讀者甚至看了半天，還未必知道其中的一句半語是什麼意思。大量的隱喻，通感，象徵。從頭到尾的抽象，玄思。可能只有作者自己為這樣的新詩感動著，讀者可能雲裡霧裡摸不著北。其實這些深奧的詩歌都應該歸到象徵詩派裡的。從心理學解讀象徵，象徵就是一種獨特的思維聯想，而且這種聯想是大多數人都共同感受的。比如用紅旗象徵新中國，我們讀者都知道的。如果你用紅旗象徵死亡，可能只有作者自己知道。再說通感技巧，通感其實是人的各個感官的感覺的內在聯絡，比如紅色我們可以感覺到熱，眼睛的色覺聯絡到軀體的溫覺。再如朱自清《荷塘月色》裡田田的荷葉，田田本是名詞，而用在形容詞時，我們感覺到荷葉一塊一塊的排列。這是就是視覺上由一個物體聯絡到另一物體的感覺。大量的亂用象徵與通感，往往讓讀者不知所云。如若再加上整篇的抽象玄思，可能很難讓讀者讀懂了。
新詩興起時可謂壯烈，出現大量的有名詩人，也出現許多膾炙人口的佳作。時至今日，新詩卻日薄西山，窮途末路，這值得愛好詩歌的作者與讀者思考了。如今，新詩到底出現什麼樣的困惑了？我個人總結無非有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新詩並非是隨便就能寫就的。寫新詩不是想怎麼寫就怎麼寫的。大多數新詩創作者們，用自己的生活語言大量寫作，不重視新詩寫作的技巧。沒有內容，沒有感情，沒有主題，用華麗的辭藻拼湊幾行便是新詩，讀之淺顯，沒有詩意，也無詩韻。第二，多數作者偏好象徵派寫作，而又不得象徵派詩歌的要領。通篇濫用大量的隱喻，象徵。抽象的概念與高深的玄思，再用之晦澀的文字，使讀者雲裡霧裡，不知所云。第三，新詩不僅僅寫個人的生活與情感，更重要的是寫社會，寫時事。文以載道，詩亦使然。個人的生活與情感，之代表自己，讀者不是為了讀懂你的生活與情感而讀詩歌的。所有寫自己的詩歌，即使寫的最好，也不會傳唱很久。第四，新詩的形式雖然從西方借鑑來的，但內涵永遠只能用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可以說，新詩的內容還要傳承古體詩的精華，只有這樣，才能為中國的讀者所接受。一味西方形式，西方語言，西方思維內涵，給人的感覺是西施效顰，矯揉造作。
讀了幾篇江鳳鳴的《解讀現代詩》有感而發，鄙人知識淺薄，支支吾吾的道出一些難成文的見解，敬請讀者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