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方玉潤是清代晚期研究詩經的代表人物，由於擺脫了傳統的《詩經》強調訓詁和大義研究的模式，在《詩經》的研究上有所突破，主要體現在：從文學的角度對詩經進行研究，著眼於整個篇章嚴謹完整的結構來分析詩歌，運用社會學方面的知識去解讀《詩經》。
關鍵詞：方玉潤 詩經 研究模式
《詩經》研究有兩種傳統：以漢學為代表從訓詁的角度對《詩經》的字義進行闡釋和引申;以宋學為代表從大義的角度闡發義理，該模式一直沿續到清朝，主要活動於咸豐和同治時期的方玉潤便是清代後期研究《詩經》的佼佼者，其代表作《詩經原始》以獨特的研究視角和驕人的成績，在詩經學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方玉潤的詩經研究可以說是對傳統詩學的繼承和批判，其代表作《詩經原始》，對於開拓詩經研究路子的確有不少新的貢獻，其自出機杼的研究模式開啟了近人研究方式的新河。
首先，打破了《詩經》研究中的考據之風，以文學的角度立意。詩經作為傳統文化的經典，從古到今研究的文章可謂汗牛充棟，但是大多的文章關注的不是作為文學作品的本身，而是把它奉為宣傳儒教思想的教條，剝奪了詩經的文學價值，去牽強附會一些莫須有的道義，使詩經的文學價值大大低於其道義上的價值，成為官方的統治工具，而喪失了作為民間欣賞讀物的性質。但是方玉潤卻打破了傳統解經的`窠臼，重視闡發詩篇的文學意義，頗與歷來解經文字異趣，書中敘述文字，亦詞采斐然，引人入勝，嘗雲：“解詩不必盡皆證實，自鳴天籟，一片好音，不以詩為經，尤是令人低迴無限，若實而按之，興會索然矣。”可見其論詩之主旨，以詩經為詩，不以詩經為經，還原《詩經》的文學性價值，書中精彩的論述，舉不盛舉，如論《蒹葭》：“玩其詞雖若望而不可即，味其意，實求之而不遠。思之而來即來者，特無心求之，則其人乎遠矣。”從方玉潤探索詩旨的方式，可以看出他研究詩經模式的獨特。文學作為一種以情感性和形象性為表現方式的藝術形式，帶給欣賞者的應該是一種審美的享受，因此在解讀文學作品時應該發現其中的韻味，而不是誇大其辭的提取和附加道德上的意義。歷來的解經者往往是儒家思想的忠實信徒，在解經的過程中自覺不自覺地就把屬於儒家道義的內容新增在詩經上，而方玉潤卻是從文學的角度追求詩經創作的言外之意和著眼於民間歌謠特徵的理解，帶給閱讀者的不是陳詞濫調的王化教義，而是一種審美的享受。這看似尋常的語言在當時卻是石破天驚的，從研究的視角來講是頗為獨特的。方玉潤不僅在賞析詩歌，探索源流，評點眉批等方面每多機趣、獨具慧眼，而且在論詩歌創作方法上亦頗精到，創作方法是文學批評的重要的組成部分，掌握了文學的創作方式才能把握文章的脈絡。但是在傳統的文學研究中對此關注的是相對較少的，對詩經創作方式的探索也往往停留在賦、比、興的層面，主要說明在詩經的篇章中哪句為興哪句為比，朱熹的《詩集傳》就是採用這種說經的模式，此種方式流於簡，而方玉潤在闡述詩經創作方式的過程中，並不是停留在比、興的層面，而是深入到詩歌創作模式的內部，去探究其內部的規律，如《陟岵》：“人子行役，登高念親，人情之常，若從正面寫人之所以念親，縱千言萬語，豈能道得意盡，詩妙從對面設想，思親所以念人之心，與臨行勖己之言，則筆愈曲而愈達，情以婉而愈深，千載下讀之，猶是令羈旅人望白雲而起相思之念，況當日遠離父母者乎。”雖然在方玉潤的詩經批評中也有從傳統的文學批評中借用抽象的總體感覺或象喻式的描繪來品評詩文，但是這其中卻透露出了知性的分析方式，開啟了對傳統詩文創作批評“泛而不附，縟而不切”風氣的反叛，開始了文學批評由籠統模糊的整體考察向作品構成要素的分析批評的轉型，具有重要的現代批評的意味，而且方玉潤運用這種批評對詩經進行研究，無疑向詩經的傳統經學研究吹進了一股清新的風。
其二，著眼於整個篇章嚴謹完整的結構來分析詩歌，並給詩歌建構了完整的意義體系，方玉潤在《詩經原始卷首上》中指出：“今之經文，多分章離句，不相連屬，在明者固可會而貫通，在初學者，殊難綴而成韻，解之者又往往泥於字句間，以至全詩首尾不能想貫，無怪說詩經者難於解頤也。”所謂“分章離句，不相連屬”是指繁瑣的章句之學說，《詩經》一句之下有大量註解，疏箋過分重視字句的訓詁，考證，以至肢解了詩經的整體性。方玉潤以為這種說詩方法使解經者往往只注意到了某字某句，而忽略了從作品整體涵義和氛圍中揭示作詩大旨，對於初學者，甚至連詩的音韻節奏都很難把握，因而在他的詩經研究過程中，大膽地選擇了自己的說詩體例：先讓詩首二字為題，並總括全詩大旨為立一序，使讀者一覽而得作詩大意，次錄本詩，不用賦、比、興使全詩聯屬一氣，而章法，段法又分疏明白。詩後總論做詩大旨，論斷於小序集傳之間，其餘諸家或提及之。末乃集釋名物，標明音韻，把一首詩的全篇連屬在一起，意味著把每首詩看成一個精心結構的有機藝術整體，認為是不可分割，然後在詩後，再評，再批，再論大旨，表明對詩的研究批評是著眼於整個篇章，力求達到對詩的意蘊情趣的整體領悟，而不是侷限於個別字句的剖析和引申，如《小旻之什，蓼莪》：“詩歌首尾各二章，前用比，後用興，前說父母劬勞，後說人子不幸，遙遙相對，中間兩章，一寫無親之苦，一寫育子之艱，備及沉痛，幾於一字一淚，可抵上一部《孝經》讀。”方玉潤作為傳統文化影響下成長的文人，對傳統批評的繼承體現在這篇解釋意義當中，首先採用傳統的分析章旨的解說方法，對作品每章的內容進行了概括，可不同的是他並非分而言之，而是把文章大旨都撮合在一起，從篇章結構上尋繹文章的脈絡，更把篇章結構與詩人情感聯絡起來。通過解讀可以看出，他首先指出前兩章“父母劬勞”與後兩章“人子不幸”遙遙相對，這種相互呼應，強烈對比，使整首詩充滿悲涼沉痛的情緒，父母養育深恩，極想報之，但卻不能終其身以奉養，則不覺抱恨終天，悽婉之情不能自己。中間兩章一寫“無親之苦”，一寫“育子之艱”，相互襯托，倍加沉痛，更催人淚下，一詩之中，中間串聯襯托，前後映襯，其間有一種內在悲痛情緒的勾連。這是詩經本身所具有的審美特徵，但是歷代的解經者往往會忽視詩經的整體和表情達意的完整，方玉潤則通過自己的視角去關注詩經的這一完整性特徵。方玉潤關注詩經篇章意義完整性的同時，也構建了詩經章旨的整體意義。詩經作為一部詩歌總集，編選者在選定具體的文學作品的過程中，並非是雜亂無章的選擇，必定是按照一個既定的選擇標準，然後據此而展開的。但是後來的解經，過多的關注詩經篇章的細節和微處，而缺乏對詩經的章旨意義的巨集觀把握，使後來的學者入門變的十分的困難。而方玉潤則是通過大膽的設想，藉助於《易》經中的太極圖式，把詩經的各個不同部分連成了一個章旨的總體，他在《詩經原始》中說：“詩亦何太極之有，然夫子不云乎，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蔽以一言，則此一言也，實作詩之真樞也，而可無圖乎。”方玉潤受易經太極圖圖式的啟發，提出了詩經的圖式，儘管帶有傳統文化影響的痕跡，但也可以看出他的開拓，用思無邪總綱詩經，把風雅頌、志、言、詠、律歸入一個體系當中，可以增強初學者對詩經的整體的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