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公司的“幹部競聘”人事制度改革，初起時雖然科目五花八門，但經過一番篩汰後，最終只剩下了“明經”與“進士”兩大科———“明經科”背靠的是職業經理人集團的家學傳承，而“進士科”則依託於普通員工龐大的群眾基礎。
明經科，考傳統政治範疇內的填空題及名詞解釋，是嫻熟傳統政治、穩重有餘而文采不足的士族子弟之最愛;而進士科主要考文學才華，因應試全無門檻，遂成為寒門庶族子弟的首選。
然而，帝國公司的領導幹部崗位總是有限的，提拔幹部究竟是更看重“院校”、“文憑”、“專業”(世家大族子弟具備和擅長的)，還是更看重一考定終身的“競聘成績”(科舉考試的文學才華)?管理崗位上，到底該提拔嫻熟於帝國公司經營實務的“明經科”政治家們，還是成天奢談聒噪的“進士科”文學家們?
大唐一朝，對此問題始終爭論不休。在這場爭論中，支援“明經科”者一直穩佔上風。
政治精英瞧不起舞文弄墨的酸丁，這是早有歷史恩怨在焉的。
早在東漢靈帝時，為了對抗成天研究政治(經學)、煽動負面輿論的太學生，掌權的公公們就曾使出釜底抽薪之計，成立了鴻都門學，收羅了一幫沒條件參與政治實習的寒門子弟，轉而研究文學藝術等和諧科目。為了特別噁心搗亂的太學生們，在公公們的關照下，鴻都門學畢業生的出仕待遇，均遠較太學生為優厚———從那以後，學政治的和學文學的，就成了職場上的對手、學術上的冤家。
大唐公司不過是又重演了這一幕。
自打帝國公司的董事長推行“幹部競聘”制後，世家子弟的出仕道路立刻變得狹窄起來：除了少數有資格拼爹，能夠憑藉“祖蔭”入仕者外，大多數世家子弟只好選擇應考“明經科”，
去擠“幹部競聘”的獨木橋———本來這就夠讓世家大族不滿的了，偏生太宗之後又是個“新出門戶”的武則天當權，她不但繼續在政治上壓制世家大族，而且還動輒掄刀子殺人，顯而易見是沒有道理可講的了……
好不容易等到玄宗上臺，帝國公司又重歸穩定，緩過氣來的世家大族立刻發動了反攻倒算。在玄宗天寶九年(公元750年)的敕文中，世家大族便借皇帝之口展開進攻：“文學政事，本自異科，求備一人，百中無一。況古來良宰，豈必文人?”給多為寒門子弟出身的進士科文學家們，兜頭潑了一盆涼水。
這才僅僅是開始。
唐代宗寶應二年(公元763年)，帝國公司培訓部副經理(禮部侍郎)楊綰提出，進士科“重文輕儒”，助長了青年幹部苗子的浮華作風，實在要不得。建議將“幹部競聘”改回“組織推薦”的老套路去。
這一提議立刻引起坊間輿論的熱議———可不是麼?玄宗天寶年間文豪如雲，唐詩仙、聖齊出，可還是“詞人材碩者眾，然將相屢非其人”，最後鬧出個“安史之亂”!足見“進士科”乃至整個“幹部競聘”體制，壓根就選不出一流的經營管理人才嘛!
以上進士科的對頭們，確都抓住了此科選才的天然弱點———選拔標準與帝國公司“中心工作”缺乏直接關聯，文學天才未必便是經營高手;寒門出身的文學之士不懂宦場規矩，常常應對失宜鬧笑話;窮孩子一步登天，又缺乏系統的政治教養，作風往往輕薄，等等。
然而，儘管被世家出身的職業經理人們上綱上線地批，渾身被射得千瘡百孔，甚至被板上釘釘地公認為“進士無行”，但以進士科為代表的“幹部競聘”制度卻始終屹立不倒。
奇怪嗎?不奇怪。
因為，大唐公司這套“幹部競聘”制，求才從來就不是首要目的———唐人中還真有明白這一點的，趙嘏詩中“太宗皇帝真長策，賺得英雄盡白頭”，一語便道破了的科舉深意———不過他也只說出了一半。
帝國公司的平衡術與洩壓閥
科舉，或者說大唐公司版的“幹部競聘”，究竟是什麼?如果我們望文生義，簡單地以為這僅僅只是個人才選拔制度，那就必然走進死衚衕。
對於帝國公司的董事長來說，既然職業經理人苗子遍地皆是，那又何須繼續死守在世家這一棵樹下，受那等鳥氣?從一個無窮大的口袋裡隨機抽取樣本，還仍然連連抽中他滿心不喜歡的崔、盧、鄭、李(趙郡)，這樣的概率微乎其微。
當公司裡的崔、盧、鄭、李連拉幫結夥搞“小俱樂部”的起碼人數都湊不齊之時，帝國公司的老闆還有什麼可擔憂的呢?
所以不管舊世家如何在他耳邊嘮叨，他是打死也不會再恢復以“九品中正”為代表的“組織推薦”幹部選拔模式了———因為負責推薦的“組織”，代言的是世家大族的利益，造就的是職業經理人的團伙，人事權壓根就不掌握在他這個老闆手裡嘛!
除了逐步平衡乃至最終取代世家政治之外，科舉還有另一個重大意義，那就是充當帝國公司的洩壓閥———為世家政治時代全無參政議政權利的草根階層，開啟一條合法上升的渠道(不管它有多麼狹窄)。從此，即便是窮鄉僻壤的“田舍郎”，也有了一步登天參與帝國公司經營管理的可能：只要他肯老老實實皓首窮經，認真研讀官方指定的那幾本“公司組織基本原則及案例”到一定水準，就可以參加長安城的抽大獎活動———連曾國藩都說“場中莫論文”，李鴻章都當過復讀生，這科舉考試不是“抽大獎”是什麼?不過它的中獎概率比之彩票又要高得多，高峰時每期都能抽出兩百來號人呢!抽中者固然皆大歡喜，即便抽不中者，也只能自怨學藝不精，而斷沒有歸咎於公司之理。
既然要充當草根階層的“洩壓閥”，那麼“幹部競聘”在考試設定上，就必須從眾、從簡。世家子弟靠家庭背景和政治實習而實現的“素質教育”，絕不是寒門子弟效仿得來的。有鑑於此，帝國公司便須為其另開一扇旁門，以便在公平的起跑線上考察參試者的智商、想象力以及政治抱負(當然還得兼顧改卷及評判的標準化、簡單化)———還有什麼考法，能比出律詩、律賦及其直系子孫“八股文”這種極端格式化的試題，更貼近這一主旨的呢?
以從眾、從簡方式“競聘”出來的幹部苗子，自然不盡符帝國公司經營管理所需，然而他們具有較高的平均智商和學習能力，卻毋庸置疑。所以只需多費一道培養工序，這幫苗子大多還是可以造就的。
較之公司在維穩上所獲的巨大收益，人事培訓上的一點點浪費又算個啥?想想看，若不是鹹通年間那幾位主考實在沒眼光，數次漏錄一個名叫“黃巢”的山東考生，這大唐朝還得多活不少年不是?
大唐朝的歷屆董事長們，正是認清了“幹部競聘”的深意，所以儘管對“進士無行”也很窩火，卻始終不敢遽廢科舉。而失去了壟斷政權技術基礎的世家大族，則在與寒門庶族的鬥爭中，不斷衰敗。
魏晉以來，董事長命運為職業經理人集團所操縱的悲劇，終於在大唐公司徹底終結，而“幹部競聘”卻在此後一千餘年中，成為帝國公司的“維穩大法”———聰明才智之士盡收歸體制之內，剩下一幫不識字的老粗，還怕翻了天去?
楊綰本人雖為世家子弟，但卻是個堂堂的進士科出身，又正好是“幹部競聘”專案的主要負責人，所以他的提議極有殺傷力，進士科差點因此被扼殺。
接下來，唐德宗貞元十二年(公元777年)，駙馬爺王士平與其妻義陽公主鬧婚變，恰好有兩個進京報考進士科的寒士無聊，竟將其事譜寫成樂曲到處張揚。皇帝大怒之下，又差點廢掉進士科。
唐文宗開成元年(公元836年)，世家出身的宰相鄭覃屢次請罷進士科，理由是“南北朝多用浮華，所以不治。士以才堪即用，何必文辭?”認為“此科率多輕薄，不必盡用”。而與鄭覃同黨的中唐名相李德裕，說得更妙：“然朝廷顯官，須是公卿子弟。何者?自小便習舉業，自熟朝廷間事，臺閣儀範，班行準則，不教而自成。寒士縱有出人之才，登第之後，始得一班一級，固不能熟習也。”